一、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关于债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债权转让合同主体为出让人和受让人白无疑问，从法律规定来看：
1、债权转让为处分行为，要求出让人应有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否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转让应当认定无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或效力待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经追认后有效）；
2、受让人是否应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有观点认为，受让人取得债权，属纯获法律上的利益，故依合同法的上列条款，只要有限制行为能力即可。但我们认为，除因受赠与获得债权外，其余情形多为买卖，认为受让人为纯获法律上的利益，与事实不符。所以受让人取得债权有对价的，也应认为受让人需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3、法律对受让主体有限制的，应当遵守相关规定。法律规定不得向外国人为转让的，受让人不能为外国人；法律对受让人范围有限制的，受让人不得为受有限制的人，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虽然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只应为法律和行政法规，但上述情形下，应当可以认为相关人士参与受让，对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有损。案例中如果受让人为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等人员，合同应当按无效处理。
关于合同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合同行为的合法性要求：
1、双方出于自愿，没有胁迫、欺诈、恶意串通等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行为；
2、行为符合程序性要求，如对资产管理公司处分不良贷款债权，我国有政策性规定，要求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经审批后通过拍卖、招标形式进行处置。如处置不符合程序性要求，债务人有权提出异议。虽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只有合同双方才能对合同发表意见，但实务中，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出让人多不参加诉讼，债务人作为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提出受让无效主张的应予准许。当然，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转让行为没有瑕疵，对价的高低、有无不应成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根据。即使受让人以低价获得全额债权也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有观点认为对受让人应用平衡调节机制限制受让人的获益，认定转让部分有效，当受让人预期受偿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免除国有企业债务人的偿付责任。在案例三中，债务人以对方支付对价低于自己曾向出让人提出的价格为由，主张转让无效，应认为无法律根据，不应获得支持。
3、转让人不得为无权处分。当出让人为无权处分时，除非经权利人确认，受让人取得债权即使为善意也不应获得支持。因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针对有体物及其上的物权而设置的，以占有或登记为公示手段，善意取得人基于占有或登记可生信赖。债权本身并无形体，原则上也没有公示的方法，因而不适用善意取得。
债权转让的客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哪些债权可为转让，另一是哪些债权不得转让。首先，可转让的债权应为有效存在的债权。如果转让的债权不存在或无效或已经消灭，多数观点认为，转让合同因标的物不存在或者标的物不能而无效。但债权形成的前因行为的效力对债权转让合同不产生影响。如形成债权的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使债权不复存在，该结果虽然直接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目的的实现，但依通说，只要债权于其转让时是确定的，其转让即应许可。如果债权转让当时尚未形成，是否形成有待将来某一时刻的到来，或某一条件的成就，有观点认为这类债权亦不同于不存在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可以肯定。我们认为，这类合同应区分附条件或附期限而分别处理，因为期限必然到来，而条件不一定成就，附期限的合同可按有效合同处理；附条件的合同如将来条件不能成就，则转让的债权自始不存在，所以将附条件的合同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处理为妥。其次，转让不得转让债权的，一般情况下，合同应按无效处理，但应区别不得转让债权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二、债权转让对于债务人的约束
债务人于什么情况下受债权转让的约束，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显然同意主义较通知主义更为严格。所以在适用法条上，应当适用合同法处理这类案件。但合同法的规定也不甚明确，适用中存在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通知对于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影响、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通知的形式、通知的生效、通知的时间等问题上。
未为通知对转让合同的效力不生影响，且合同一经生效，债权即时转让给受让人。但当涉及到债务人时，仍有观点将债权转让契约作为准物权契约对待，认为转让契约的生效，受让人并不能即时取得债权，债权的实际转让还需通知债务人，通知是转让合同履行行为的一部分，只有对债务人通知后，方可使债务人知悉该转让协议的存在，才能发生标的债权的实际移转。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值得肯定，第二种观点虽然在解决未为通知时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问题上似较简便，但该观点理论上、实务上均不能获得支持。按前述，在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债权转让为准物权契约，债权一经转让即发生处分行为的效果，该观点将交付加以分离，与债权转让为出让人处分行为的理论有悖。
关于通知的主体，一种观点认为，通知义务是出让人的义务，即使受让人为通知行为，也不能产生债权转让协议拘束债务人的效力，受让人将出让人单方出具的让与字据向债务人提示不过是转达出让人的意思，受让人仅向债务人出示债权转让协议不能发生债权人通知的效力。因为：
1、合同法只规定了债权人让与其债权时应当通知债务人，没有对受让人是否有权通知以及该通知的效力如何作出规定；
2、按目前学者广泛认可的物权变动模式，转让合同本身不能直接发生债权实际移转的效力，受让人既然不能通过合同直接取得债权，当然也不能以债权人的身份进行通知；
3、转让合同本身具有相对性，债务人作为第三人无法了解真相，如果允许受让人通知，当转让不存在、转让无效或被撤销时，则可能给债务人带来清偿无效的风险。除非出让人追认或法院判决确认。另有观点认为，债权转让通知属于让与人或受让人的权利，是两者可行使的自主权的体现，让与通知之主体不限于出让人。
我们认为，虽然出让人、受让人均可为通知，在诚信社会中有利于债权正常的自由流转，但当前我国目前市场信用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后，为确认受让的真实性，债务人还要付出审查转让真实性的额外劳动，为克服当事人未获债权转让向债务人为虚假、欺诈的转让意思表示，及可能陷债务人清偿于无效，保护债务人利益，实务中宜采用第一种观点，将通知义务加于出让人较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之规定，实际采取的是出让人通知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