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所周知，律师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法学界和律师界普遍认为律师是“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还要经常应司法机关的要求，担任一定的司法职务和从事一些司法工作。此外，律师还经常作为公诉律师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
二、律师依法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应当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所以，不论是诉讼还是调解，只要能够达到这“三个维护”，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首先，“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表明，律师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律师的本职；第二层次，律师需通过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达到“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目的。从法律人的职业使命来看，这是律师的专职；第三层次，律师在做好本职工作和完成专职工作后，最终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目的，这是律师执业的最高目标，也是律师执业的最高使命。
三、律师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变复杂为简单、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职业。通过代理诉讼实现当事人的目标是律师的基本业务，但是，谈判同样也是帮助当事人实现上述目标的专业本领与技巧。
律师参与谈判，充当调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和事佬”。如果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么同样的道理，律师决战又岂止在诉讼？努力追求为当事人进行谈判、实现调解的职业目标，也应当被认为是律师业务的“第二战场”。律师成为一名优秀的“和事佬”，将自然而然地带来几个方面的双赢乃至多赢效应：一是节省时间。在当下各级法官尤其基层法官普遍人手短缺、诉讼爆炸、任务繁重而判决结果又常常未能如愿平息纠纷的情形下，司法调解对于实现法律要求的“定纷止争”目标具有其他方式无可比拟的作用。在有关学者和实践者看来，司法调解将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司法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相比那些漫长反复的诉讼来讲，案件如果能够以调解方式结案，不仅将节省自己与当事人的时间，而且还往往能够达到双方当事人都不上诉、不申请再审、不再上访的皆大欢喜之结果；二是降低成本。现实有大量的事实表明，通过律师的有效代理，借助律师职业智慧，成功实现司法调解，减弱诉讼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这对当事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对原有目标设定进行重新选择的尝试，更是一种对经济成本实现有效降低的探索。而对那些弱势当事人来说，如果避免诉讼之累等同于锦上添花的话，那么降低成本就相当于雪中送炭；三是提升形象。了解律师的人都知道，律师是名副其实的化解矛盾的高手。在法治社会中，在市民社会里，律师的确在处理和化解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矛盾、甲方与乙方之间的矛盾方面，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给社会、给政府、给国家带来更多的麻烦，律师也是解决麻烦的高手。化解矛盾也好，解决麻烦也罢，均表明律师在履行职业责任与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可圈可点，而其中担当“和事佬”的职业表现则更显示了律师的崇高使命感。可以预计，律师担当“和事佬”的角色与使命，将为律师业赢得社会更好的口碑和带来更多的成果。
四、律师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的熟练掌握中，更体现在调解与谈判的大舞台上。
世界就是一个大谈判场，调解无关大小事。每一单业务就是一场漂亮的“调解仗”。在这场战争里没有箭拔弩张，没有硝烟弥漫，只有坐席而谈，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乃至握手言和。
目前中国已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三调联动”机制，均是国家权力在发挥管理功能，那么，公司化模式的商事调解与谈判有无用武之地呢？调解与谈判是否可以在中国实现市场化服务？有无培育市场的土壤？
在许多人的传统观点里，好律师似乎就是要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咄咄逼人。这确实是律师的一面，但并不是律师的全部。其实，懂法律的律师是一名合格的律师，懂仲裁的律师是一名好律师，懂调解谈判的律师则是一名更好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