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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60年 理论与实践全观察

2010年05月17日 11:06 中国妇女报我要评论0字号:T |T

自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新中国婚姻法制建设已走过60年征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碰撞,婚姻家庭领域面临着新的难题。

法律是现实需求的反映与升华,变化了的现实呼唤着法律做相应的变革。

下面这组文章或从婚姻家庭案件审判实践和婚姻登记工作出发,或从专家全方位立体的理论思考入手,不仅对修改完善我国婚姻法发出呼声,而且从法律、社会性别、儿童权利优先保护等多维视角,尝试给出未来法律修改完善的思路。

未来婚姻家庭法律走向关乎每个人。无论是呼声,还是建议,本版都只是抛砖引玉,敬请更多人予以垂注。

全面推进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

——专访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陈光耀

在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实施60周年之际,记者就我国婚姻登记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目前在婚姻登记工作中百姓关注的话题,专访了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陈光耀。

婚姻登记工作历经数次改革成效显著

陈光耀表示,60年来我国在婚姻登记方面进行了几次改革,颁布了5个婚姻登记方面的法规,尤其是近几年改革力度最大,效果也最明显。

“其中,取消办理婚姻登记须由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而改由当事人就其婚姻状况做出声明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据了解,新办法实施后结婚登记量一改连续7年下降的历史,开始逐年上升,目前已经突破了1100多万,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981年登记量。“这表明这项改革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同时,婚姻登记机关设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城市集中在区级,农村在交通方便地区集中到县民政部门负责,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地方,根据实际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即县乡两级同时设置。既能方便群众,又可以杜绝乡镇以结婚登记卡要和乱收费等问题。”

陈光耀说,针对以往乡镇和街道婚姻登记没有专人负责、违法婚姻较多的问题,民政部门通过实行集中登记的办法,逐步建立起一支经过专业培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婚姻登记队伍,目前婚姻登记合格率已经提高到99%以上。

全面推进全国公民婚姻登记数据中心

在今年召开的湖南省“两会”中,一位省人大代表提出,随着劳务输出的不断增加,全国人口流动趋势日益增强,建议政府将省内结婚证、离婚证和生育证联网上升为全国联网,维护社会稳定。

普通百姓对于实现婚姻登记全国联网的呼声也日益增强,甚至有人在微博中称“婚姻登记信息应‘信网络’,不能仅偏听偏信新郎新娘的‘承诺’”。

对此,陈光耀表示,民政部正在大力推进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着手建立“全国公民婚姻登记数据中心”。

陈光耀告诉记者,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17个省份建立了省级婚姻管理数据中心,初步实现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婚姻登记信息的联网工作,还有部分省市已经启动了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立项申请和招标、开发工作,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联网。对于已经联网的省份,民政部也要求各地开展历史数据补录工作,为“十二五”期间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奠定基础。

在推进信息联网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婚姻登记过去长期由乡镇负责登记,没有专人负责致使婚姻档案大量丢失,这使得已经建立信息中心的地方缺乏原始档案和数据录入。另外,许多中西部省份资金不到位,建立省级婚姻信息数据中心尚需一段时间。“只有在省级完全建立婚姻管理数据中心以后,才能全面建立全国公民婚姻登记数据中心。”陈光耀表示。

全国推广“离婚劝和”存在现实困难

为维护家庭幸福,挽救可能被非理性冲动毁掉的家庭,目前,全国一些地区的民政部门陆续开展了“离婚劝和”服务。早在2004年,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就在婚姻登记处设立了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由政府免费为婚姻当事人提供“离婚劝和”服务。经过逐步摸索和总结经验,上海市其他区县也开始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不同形式的“离婚劝和”服务。而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消息也显示,北京市所有婚姻登记处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建立健康家庭咨询室。

但“离婚劝和”目前还只是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婚姻登记机关在人员充足、场所面积较大且工作经费完全有保障的前提下,针对当前离婚数量有所上升而探索的一种方法。“应当说这种尝试是积极的,也有一定效果。但这只能在一些大城市试点,绝大多数地方尚不具备这个条件。”陈光耀告诉记者。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配备不足是阻碍此类服务继续推广的主要原因。陈光耀说,目前许多地方婚姻登记机关编制都没有解决,经费也得不到保证,难以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婚姻登记机关大规模推开。

对于一些专家提出的民政部门对双方自愿的协议离婚,增加离婚缓冲期或分居半年才能批准离婚的建议,陈光耀也指出了实施过程的困难。“如果这样,势必要让婚姻登记机关在已经超负荷的状态下还要增加数倍的工作量。以目前全国婚姻登记机关能力来讲,没有几个能做到,乡镇婚姻登记机关甚至连专职人员都没有,更难做到。”

对此,陈光耀建议应当将婚姻登记机关工作全部纳入政府的行政管理序列,通过行政管理均衡化办法解决各级婚姻登记机关的编制经费不足问题,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李雪婷)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婚姻法学

——访北大法学院教授马忆南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现状怎样,尚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婚姻家庭法学研究应如何创新以推动未来婚姻家庭法的完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

记者:婚姻家庭法学60年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请您谈谈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现状及重要进展。

马忆南:目前全国有600多所大学设法律专业,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已形成老、中、青梯队,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许多大学招收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几所大学还培养了若干婚姻家庭法学方向的博士生。从事婚姻家庭研究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也比较多。

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婚姻家庭法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更新,已由过去单一的对法律规范的注释和评价,发展到现在多元的分析和综合研究。

记者: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是否对国家的立法和民众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忆南:学术研究推动了婚姻家庭法立法。围绕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收养法》、《母婴保健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或修订,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司法解释的制定,学者们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在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为民众所普遍认可并对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婚姻家庭行为产生了积极和广泛的引导作用。

记者:在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的同时,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是否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

马忆南:与整个法学研究一样,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采取以立法带研究、研究又推动立法的互动模式,绝大多数成果属于立法研究或法律对策研究的性质。这种研究模式既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优点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满足社会急需,缺点是真正的独立学术讨论还比较少。学者的研究一直都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侧重于应用型研究,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性质与功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宗旨与立法原则、发展方向等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不多。

同时,对中国现阶段婚姻家庭关系的系统科学的实证调查较少,对婚姻家庭法实施效果的研究关注不够,对国外的理论、立法翻译和评介较少,特别是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这几年学界虽然发表的论文、著作颇多,但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不多。

记者:面对日益复杂的婚姻家庭生活,您认为法学研究应如何创新以推动未来婚姻家庭法的完善?

马忆南: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家庭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今后,婚姻家庭法学研究要综合创新。要在国外婚姻家庭法的理论资源中,提炼和抽取出有价值的、切合中国婚姻家庭的思想,并将这些理论元素有机地溶解在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形态之中;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形成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系统。其次,立足现实开发传统。要把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婚姻家庭作为自己理论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要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开发可资借鉴利用的思想资源。我们要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研究,去概括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婚姻家庭文化史和思想史,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样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家庭法学,才可能对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还要倡导“学派意识”。要发展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学,必须建立起各有千秋的、相互友好的、百家争鸣的理论学派。这是繁荣学术的一条坦途。各学派在相互探讨、切磋与碰撞中,一方面可以深化学说,另一方面可以把中国的声音放大,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蔡双喜)

婚姻案件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访北京二中院民六庭庭长王范武

1976年进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王范武法官接触的就是婚姻案件。30多年过去了,除去1992年到2003年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他一直从事包括婚姻案件在内的民事审判工作。

5月7日,这位审理婚姻案件的资深法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坦陈婚姻法司法实践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构想。

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争议非常棘手

“婚姻案件的最大特点是情、理、法交织在一起。”王范武说,在案件审理时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定还要考虑情、理和个人感受,酌定因素很多,超过任何案件。因此,这类案件很难处理得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

从经手的婚姻案件看,王范武感觉,现在婚姻案件中是否解除夫妻关系已经不那么突出,普遍的是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争议非常棘手。

“目前子女抚养、探视、监护问题更多的是考虑父母双方的权利义务。”王范武说,应该以孩子的意志为本,首先考虑孩子的意志和权利,但是目前婚姻法对子女抚养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审判实践中,北京二中院民六庭要求法官尽可能当面征询孩子的意见,但是很难得到学校的理解和配合。

“几乎所有的婚姻案件都涉及财产分割。”王范武说,现在,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构成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主要是房子、车、股票、公司股份等,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债务确定成为难点,在具体财产分割上难度较大。如现在房屋结构比较复杂,受市场、政策因素的影响很大,股票、公司股份的分割也有较大难度。

婚姻法在司法层面上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王范武介绍,比如处理婚姻案件时是否还要考虑适用其他法律规范,如《合同法》、《物权法》。审判实践中常有法官适用《合同法》、《物权法》审理婚姻案件,这就带来婚姻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法律冲突问题。

“婚姻法与合同法、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对象、原则是不同的。”王范武肯定地说,婚姻法调整的是基于特殊的身份、血缘关系形成的财产、社会关系,不属于市场交易。遇到财产争议、分割的难题时,一些法官常常采用另案处理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审判思路、法律适用就完全不同了。

王范武介绍,在审判实践中,北京二中院要求法官尽可能查明家庭成员的财产情况,在婚姻法的调整范围内,根据双方的过错等因素综合考虑财产分割问题。他个人认为,婚姻案件不能适用《合同法》,应慎用《物权法》。

不能忽视家庭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

在王范武看来,每个家庭遇到的问题千差万别,法律规定不可能太详细,但是目前婚姻法在一些问题上或存在空白或规定的原则不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自己也会感到无所适从。”王范武说。婚姻法在立法层面还存在不少需要补充、完善的问题,如离婚过错的问题、夫妻间冷(软)暴力的问题及相关举证责任;夫妻分居问题;共同财产以及债务的确认和分割问题,子女抚养、探视、监护问题;离婚财产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等。

“应在婚姻法中加上两三条,明确在变更抚养关系、抚养费的给付、子女探视、监护等问题上突出孩子的意志、权利,不能单纯是父母的权利。”王范武说,此外,应明确《婚姻法》与其他配套法律的协调问题。“婚姻案件不完全是法律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王范武说,审理婚姻案件离不开社会的必要干预和配合。但是,现在法院在审理婚姻案件时经常遇到相关人或组织认为这是个人私事漠视不管,调查取证很难开展。

王范武建议,婚姻法的总则应加入部分条款,明确婚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具有社会属性,关系到社会风气、正义,关系到对弱势人群的权利保护。(王春霞)

婚姻家庭法需要不同于财产法的调整规则

以1986年《民法通则》为标志,我国婚姻家庭法历史性地回归民法,成为民法大家庭的一员。在民法法典化进程中,婚姻家庭法如何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亟须学界关注和探讨。

婚姻家庭法以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为调整对象。这些亲属关系是由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连接而成的民事生活关系,具有浓厚的人伦感情色彩。在民法上,它们表现为亲属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由于亲属财产关系是实现家庭社会职能和亲属共同生活的需要,因而它与亲属人身关系一样也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在这点上它与其他民事财产关系是不同的。其他民事财产关系如物权关系、债权关系,是民事主体为满足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等价有偿的特点。婚姻家庭法调整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它是民法的特别法,需要一些特殊的,不同于民法财产法的调整方法和规则。

确立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现行《婚姻法》基本原则中虽有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内容,却没有将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原则,而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原则相并列。这样的立法体例势必降低法律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原则的地位,也难免在现行法中存在着将未成年子女利益与父母利益同等考虑,甚或优先考虑父母一方或双方利益的情形。再者,“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用语对于儿童利益的法律保护显得较为缓和与中立,没有突出和强调儿童利益与成年人利益相比,居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并努力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儿童与妇女、老人相比,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往往由成年人(父母、祖父母、成年兄姐)来表达,在成人主宰的世界里,法律更需要突出和强调对儿童利益予以特别和优先的保护。

将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作为未来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一项独立原则,是对我国签署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转化。这一原则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当父母等成年的家庭成员利益与未成年子女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优先考虑;其次,在考虑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要以其最佳(最大)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为此,法律还需确定若干因素,作为法官裁判时衡量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标准。

关注第三人利益保护与配偶利益保护的平衡

现代社会,夫妻与第三人财产交易愈益频繁。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存在是维护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法律措施。

关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未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司法解释(一)关于《婚姻法》第17条的解释,大体确立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内容。解释虽然未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内涵作出界定,但区分了是否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分别予以认定,并着重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

在司法实务中,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即便配偶一方处分财产的行为不构成日常家事代理,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主张表见代理达到保护交易的目的。

司法解释(二)又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些规定,不仅不能防止夫妻一方对外恶意举债或虚构债务,离婚时侵害另一方共同财产所有权,还会使一些人利用法律规定为上述侵权行为寻找合法依据。

为此,未来婚姻家庭立法在具体制度设计时,既要保护第三人利益,实现交易安全,又要关注对配偶另一方利益的保护。例如,在夫妻人身权中增设日常家事代理权,界定“日常家事范围”,规定对此项代理权予以限制的法定情形;规定夫妻一方可向法院申请,由法院依法作出限制或剥夺对方代理权的判决。该项裁决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再者,在夫妻财产制结构中增设非常夫妻财产制。当夫妻一方有诸如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等法定情形时,另一方可提出申请,经法院宣告,解除原夫妻共同财产制,实行分别财产制。经法院宣告实施的非常财产制既在婚姻当事人之间生效,也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在不解除婚姻关系前提下,使夫妻一方不再对另一方的债务承担责任,以保护配偶一方财产权益和婚姻家庭生活的正常持续。(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宁兰)

(中国妇女报 201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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