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时节的示众
罪犯手反剪在背后，被五花大绑押到卡车上，他们的身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判处死刑者胸前挂着白色牌子，他们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押罪犯的卡车由警车开道，车队在市区主干道缓缓行驶，高音喇叭广播着罪犯们的罪行。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严打”中的游街示众场面。
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拨乱反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复苏，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慢慢得以遏制，国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其后的岁月里，逐渐得到了认可。“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1979年《刑事诉讼法》155条第3款)，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
然而，示众文化，似乎已成为中国的特殊国情，示众现象背后的思维模式，不可能随着某些过激的口号的废止而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荡然无存、不留痕迹。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期，示众行为因其刑罚替代，政绩展示等政治社会新功能，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治理手段被采用。
于是，在一次次“严打”中，似乎对疑犯不游街示众，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震慑不轨之徒，不足以教育、警醒他人。一些地方法院选择典型案件到工厂、学校、街道、农村进行公审和公判。在社会生活中，群众抓到小偷，照样喜欢让他挂牌示众；火车站抓到了票贩子，必须令其到车站广场一字排开亮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示众现象已经日薄西山，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的“示众式执法”，必将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