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刚过，国庆将至，被日本扣押的中国船长詹其雄也回到福建了，我们也算出了半口气，现在外交部还在要求道歉赔偿，中日外交总体看来还是我方形势大好。虽说今天是个上班的周末，大家也都一厢情愿地和谐融融，其实不应该在这里如此忧国忧民忧己的，真是有点对不起这大好的节日气氛。
当然事出有因，一个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最近声名鹊起了。因为他们接了官家的生意，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市场化原则，他们不断拓展业务，满足客户的需要，一来他们的业务专门为“上访维稳”量身定制，他们到北京南站围追堵截各地上访的人，只要地方政府签了协议给了钱，没有他们搞不定的“上访户”，因为他们现在招人也是“高素质”，身高要在180以上，当过兵练过功夫的更好。二来他们能根据不同地方政府的需求做出相应调整，当然收费也有很童叟无欺的标准，比如关押一个上访户在北京某处废旧场所改成的“黑监狱”中关押一个晚上需要200元，送回原籍他们可以快马加鞭，当然佣金也会相应地提高。
这个产业不得不说“生得逢时”，这个公司不得不说开得红火。据几篇调查报道披露的细节，现在已经有若干地方政府和他们签订了雇佣协议，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具体是哪些就不详细说了，大家自己看吧。反正地方政府是将“维稳”这个烫手的山芋外包到他们的手里，接了这个山芋的“安元鼎”公司董事长自以为自己可以操纵上访民众的命运，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究还是被烫到了手脚，进去了。
此新闻一出，自然骂声不断。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说：“把公权外包给私人，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知风在评论中说，类似的黑社会行为成为公权力的同伙，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指望谁来保护？
扬子晚报的评论则指出这是在利用黑社会组织助长“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会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钱桂林呼吁说，现代中国，不能容忍这样关押访民的“黑监狱”，这是一种权力的滥用和文明的倒退。掌权者应该痛下决心，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而不是懦弱地把丑态遮盖起来，营造“盛世太平”的虚假景象。
追根究底，“安元鼎”的截访维稳业务繁荣原因有两个，一是季建民在评论中探讨的：越维越不稳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是地方政府掩耳盗铃的稳定逻辑，他们不花力气解决民众的问题，只知道防止进京上访。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则是大大暴露了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无良。
试想，如果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官员因为“维稳不力”落马，宜黄事件又怎么会发生，政府又怎么会将如此有能量能呼风唤雨的公权力“卖”给社会闲散人员。显然，有些地方政府是黔驴技穷了，有些地方官员是自身难保了，只好花钱买个平安。
这就是赤裸裸地让黑社会合法化。政府求助黑社会，就因为百姓有话要说，有冤要申，政府和百姓好说好商量，不行吗？可以说，这是对依法治国的最大讽刺了。
其实，政府是管理者，民众在一定意义上让渡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接受管理，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些矛盾，这很正常。没必要上纲上线，民众一上访，政府就怕乱，怕乱的政府加上低劣的能力，却成就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生长和繁荣的土壤，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哪个国家都有，只要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美国人从来就笃信“所有的政府都是坏的”理念，所以他们对政府有天然的不信任，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和政府却协商，有尊严地协商，而不是带着等级观念的“上访”。同样他们也不会指望政府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指望政府解决就要让渡自己的权利。
其实这是一个悖论，在中国更为明显，作为百姓，我们为政府行为所伤，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却还是要事事指望着政府。与之相对，政府既害怕民众、又打压民众的言论，无能之时又寄望于“黑社会”来帮忙。继续指望下去还有什么用呢，也许是时候另辟蹊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