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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集群:中国产业集聚区的未来之路

2010年10月13日 11:48 《中国经济》 王缉慈我要评论0字号:T |T

产业集聚区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何,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区,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开发问题一直缠绕在一起。深圳、浦东、天津滨海等大大小小新城和新区开发的成功,激发了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和建设开发区的热情。园区和新城的名称不断变换,工业园区、高新区、生态产业园区、低碳园区、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城、科技城……。近两年,河南、浙江、江苏等省又分别出台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甚至订出了每亩项目投资强度和年营业收入、产业协作配套能力、相关企业数目等具体的衡量指标。现在,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等名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产业集聚区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何,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区,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园区和新城一次次名称的变化,发展理念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否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的理念上来?

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地理上邻近的行为主体(企业和机构),有三方面的特征: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行为主体间互动。产业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末,跨学科交流持续进行了上百年。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重新挖掘了产业集聚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研究了发达国家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以创新性中小企业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以高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美国硅谷等。集群也成为很多国家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思维和政策工具。

从理论上说,企业获得效益不仅在于内部效率,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从产业集聚中获得外部经济,从而降低成本。理想的集群内存在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促进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美国的电影产业在好莱坞、意大利的毛纺织产业在普拉托,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靠近而且能充分地互动,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能促进技术创新,这就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本文简称集群)的理念所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在这些集群内创造的。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成功集群的发展经验并不能简单地照搬。

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在特定的产业领域,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很普遍。从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方面来分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产业集聚,也不在于产业集聚板块的多寡,也不在于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主导产业是朝阳还是夕阳的,而是这些产业集聚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如何,处在产业部门价值链的什么环节,产业联系如何,是否依靠技术创新的内力发展等。从逻辑范畴上看,纷繁复杂的产业集聚区既包括了产业集群,又不等同于产业集群。尤其是需要大大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钢铁、煤炭等产业来说,还需要慎提发展产业集群的口号,以免为盲目发展规模以下的过小企业提供借口。除少数园区以外,很多开发区内的企业集聚现象也不能和产业集群相提并论。

现在,国内外“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我主张“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我们不能认为,只要一群企业集聚到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一定能发展起来。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这群企业在某个时期发展起来了,它们就一定会永续获得竞争优势。我们更不能认为,只要一个地方打造了产业链,这个地方就能获得经济发展。诚然,产业集聚可以获得节约成本的外部经济效果,还可能获得促进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但是,也会发生负面效应。既然在世界的范围里、历史的长河中,产业集聚的现象十分普遍,从非洲的棚户区[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所附的光盘生动地表现了在黑人棚户区初级服务业集聚(广告、服装等)的趋势。]到瑞士的金融区;既然产业集聚的程度有疏有密,产业集聚的绩效有优有劣,产业集聚的未来有盛有衰,那么,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那些毫无章法的非创新性企业扎堆,自然是缺乏创新的。那些在一块空地上,连第一粒种子(企业)都没有,所盲目地规划和打造的“产业集聚区”,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与过去“筑巢引凤”的开发区毫无两样。产业地产开发的目的昭然若揭。

在此基础上,需要转到真正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来。如何理解中国形形色色的产业集聚现象?如何理解产业集群的升级,如何理解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意义,从而真正培育中国的创新集群?

两大类产业集聚区域:园区和集群

我们可以随时观察到相关的经济活动共栖的现象:在居民区内的理发店、服装店、副食店等共栖;卖面粉的与卖面食的共栖;洗衣摊位和裁缝摊位共栖,由此形成服务区、工业区、市场区等,有些是人们自发选择的,有些则是管理者因势利导而成的,更有规划者预先规划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在中国版图上的产业集聚区是足够丰富多彩的,从产业部门来观察,从高技术产业部门到低技术产业部门,从弱创造力产业环节到强创造力产业环节,从制造环节到设计环节到研发环节,从加工制造到服务业,都存在产业集聚,成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突出而有趣的现象。

犹如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的区别,产业集聚区域可分为两大类,即由投资主体开发的产业园区内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和由企业自然聚集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集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但这两组概念的来源完全不同。从理论渊源和发展历史上看,前者主要是外力驱动,而后者是内力驱动。园区是企业发展的地方载体,而集群强调的是企业的关系。如果把园区比喻为房子,把企业比喻为人,把集群比喻为有合作关系的一群人,那么,房子里面不一定有人,如果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之间不一定有关系,而有合作关系的人又不一定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园区作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区域,是一种吸引外资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进入园区的企业主要是共享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和优惠政策,园区内企业间不一定有产业联系,企业的产业联系可能在园区之外;而产业集群应该是促进企业繁衍及其互动和创新的发动机(当然,就我国基于精细劳动分工以获得低成本的产业集群来说,距离这种创新性产业集群还有很远的距离)。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和吸引外资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外包活动有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在缺乏产业联系和集聚而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方越来越难以吸引外资。

有些产业集群是从产业园区中成长起来的,而有些产业园区又是在原有产业集群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这种双向演进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例如,意大利普拉托原先就聚集毛纺织企业基础上建立了配套设施完善的占地 400 公顷的马可罗托(Macrolotto)产业园区,法国规划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技术城经过四十余年发展获得了成功。然而,地方发展并非因为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上的便利而自动促进,而是依靠对基础设施的高效运作和服务,因此需要支持性的机构来促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传统的产业园区转化为具有功能联系的产业集群并非易事,而转变为拥有物流、技术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的系统环境就更难。

有产业集群的地方不一定需要产业园区,建设了产业园区的地方也不一定会发展产业集群(图1)。为了享用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而进入园区企业尽管在地理上邻近,但企业之间可能由于产业类别、所有制、所属国、语言等存在障碍而联系甚少,甚至相关行业的企业也可能由于技术标准、行业细分等差异而不相往来。产业集群可能在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此,一些相对落后而没有足够企业的地方,企图用建设产业园区来发展产业集群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落空,因此园区的投资需要谨慎。

(一)政府开发建设的各类园区

园区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各类开发园区数量大,分布广,门类繁多,等次各异。开发主体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各类企业。中央很多部委先后都涉及了设立、开发和建设产业园区的工作。例如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科委(科技部)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大学科技园区、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中央政府部门设立动漫产业园区,以及国资委等机构设立科技城等。海关特殊监管的开发园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有二百多个,省区级政府批准设立的则有一千多个。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活动是从“三来一补”起家,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开始进行的。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筑巢引凤”至今势头未减,一轮跟着一轮,一波连着一波。从沿海推到内地,从南方滚到北方。2003年国家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整顿,各地建设和经营产业园区的竞争白热化程度曾经有所减退,但营建园区的热情并没有随之降低。尽管在深圳宝安等地二十多年前建设的开发区现在成了亟待改造或已经改造的废弃旧工业区,在其它很多地方,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园等新园区的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不乏有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园区过分分散、开发面积大、产业停留在低增值环节、企业之间缺乏联系和分工,专业化的服务型企业和机构不足,未形成有效的创新环境等诸多问题。近两年,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科技城、创意产业园区、产业转移园区等等名目繁多的园区还在规划、开发和建设,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建设的创意产业园区就达到104个。包括7个特色主题园区的河北省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2009年3月在唐山市开工建设。河南省于2008年10月下旬确定175个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必须指出,园区是一种有风险的政策工具,园区是一种产业地产,以园区开发引导的地方发展是房地产驱动的发展模式。

对于各类园区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走既吸引外资,又不依赖外资,逐渐从缺乏内力到增强内力,从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渐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园区在解决就业和提升经济产值、城镇建设方面有显著效果,但是为了避免其仅仅称为跨国公司的卫星平台和“飞地”,从而发展为培育自主创新的学习型区域,这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方向,不断积累经验,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下面分别从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园区以及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为例分析这一问题。

1、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

跨国公司在本地原来缺乏相关的产业基础的地方进行绿地投资,是在政府招商引资、设立产业园区的条件下进行的,如诺基亚公司在北京亦庄建立的星网工业园,把诺基亚原来的国外配套企业带进,促进了“即时生产”的集聚效果,日本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广州附近投资,促成汽车产业集群。从技术转移的角度上看,这种集群可能只是跨国公司的“飞地”而已。

与单个跨国公司相比,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明显和快速拉动东道国地方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当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竞争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供应商园模式对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潜在的威胁。外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的前提,是跨国公司要和本地供应商、服务商甚至竞争对手存在互动,在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下这种互动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甚至供应商园会形成一个对本地企业相对隔离的网络。从长期看,由于没有形成嵌入于本地企业的生产网络,这种由跨国公司旗舰企业及其主要供应商组成的园区甚至还存在整体性迁移的可能。

当旗舰跨国公司采用了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就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投入品,进行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旗舰企业及其供应商可以拥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在税收、土地等方面享有比单个投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迅速完成从投资到大批量生产的过程。这些优势加上跨国公司自身在品牌、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对东道国企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由于东道国要鼓励外资企业向本地供应商提供关键技术,从而帮助本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达到世界标准,并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零配件。跨国公司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原有的全球供应网络,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配套企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存在差距,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从而满足跨国公司的质量和技术要求,这样才能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并逐步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

在中国建立了供应商园之后,集聚带来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政府提供的更多的优惠政策等,将使得单个的内资企业很难与其竞争。为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协调一致,国家产业政策在扶持内资企业的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追求GDP而给予外资企业各种超常的优惠待遇,这样可能导致国家产业政策的失效。

2、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的园区

跨国公司将内部的服务功能转交给没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国外服务供应商。电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行业内部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基础。麦肯锡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将中国打造成服务外包产业的全球巨人》白皮书指出了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迅猛发展趋势。2005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根据合同额划分外包市场的份额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占到了79.6%。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发展了软件工程、新药外包研究与开发、保险业和市场研究等生产者服务业。在IT领域,出现了印度Wipro、TCS 和 Infosys,中国的东软、中软、炎兴、博彦、海辉等一批外包企业,为北美、欧洲和日本服务。2007年,中国国内信息技术(IT)服务市场达到了74.1亿元(中国投资促进会等,2007)。在生物技术和化学制药领域,我国的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也得到了发展,利用中国在化学和生物领域优秀而相对廉价的研发人才,承接国外新药的研发外包。此外,西方药物临床试验市场逐渐饱和,越来越难招收药物受试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疾病品种众多、临床成本较低,成为国际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市场。

中国在制造业外包中的出色表现,促使国外企业在服务外包决策中选择中国作为承接地。在杜克大学和拱石咨询公司2005年的两次外包调查中,中国外包业在一年之中增长了一倍,其中66%的外包项目将与现有制造企业共聚(co-location)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中,在资本的推动下,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数量的迅速提升,也带来了软件园的繁荣。在挑战印度软件服务与外包的口号下,众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先硬件投资,再通过政策优惠,通过相互争夺企业资源的形式,建立了200多家软件园区,其中有47家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园。2005-2006年旗舰,以软件园的名义“拿地”,向银行套取资金,再囤积更多的土地,再套取更多的资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各地软件园相互争夺企业入园争相压价,入园企业良莠不齐。

当然,外包活动起步的软件园是可能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地软件外包企业间互动而转变为创新型区域的。以下以大连和杭州为例。大连软件园是以明确的市场为导向,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中形成的外包企业集聚区。定位于“中日软件产业战略合作门户”的大连软件园,已成功引进软件企业340多家,其中40%为外资企业,包括早期进入的IBM、通用、Genpact、惠普、埃森哲、SAP、松下、诺基亚和索尼等世界“500强”企业27家,以及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吉野电器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对日外包业务的跨国公司的扎堆,也吸引了像中软集团、信雅达(600571)等国内著名软件企业的进驻。在给国外企业“打工”的同时,大连本地的软件企业也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东软、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本地知名软件出口企业。

杭州软件业则得益于国外资本与本地企业家的完美组合。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本地的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利用港台资本,抓住了金融证券业信息化等市场机遇,打开了本地软件业的机会窗口。企业家从原企业跳槽自主创业,新企业的不断衍生,展现了本地产业的浓厚创新氛围和持续自生能力。杭州软件企业的成长环境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企业研发中心的建立,其中包括华为3COM总部、中兴通讯(000063)全球手机产业基地、摩托罗拉的技术支持中心、诺基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全球研究与开发中心和赫尔辛基研究与开发中心联动)、东软集团(600718)的研发中心、波导的研发中心、北大青鸟的研发中心等,还有印度TCS(tata consulting service)、台湾南岗软件园、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杭州分部、中国科学院电子辅助设计中心杭州分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师资国际培训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等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一个由本地企业、科研院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等众多机构紧密联系的本地创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

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选择区位时,很重视地理邻近的因素。例如,印度软件业的巨头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TCS(塔塔咨询公司)、Satyam(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WIPRO(威普瑞)成群地进入上海浦东软件园褐色的楼群中。爱立信进入望京电信科技产业园区,离LG、摩托罗拉等公司不远。

3、以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将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东亚等发展中地区。起初,欧美高技术企业只是把生产外包作为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满足其市场需求。到90年代初,市场竞争加剧,高技术企业开始最大程度地利用合同制造服务商的生产能力,其制造环节在东亚迅速聚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越来越向少数合同制造服务商集中(表1)。这些合同制造服务商为了达到跨国旗舰企业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和创新,并不断地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

以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EMS)为例,EMS公司为原始设备生产商如戴尔、爱立信、摩托罗拉、微软等企业提供设计、策划、制造、测试以及物流管理等等全套系列服务,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这种外包服务是复杂的流程,具有统包的特点,从而使EMS公司可对项目实施从构思设计、产业化、制造到部署的全程管理。

在电脑制造领域,以台湾代工厂商为代表的“接单生产”(Build-to-Order,BTO)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流行。代工厂商在全球有潜力的市场设立后段组装厂,并先在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地区设立前段工厂生产“准系统”(bare bone),即主板、电源、机箱以及软驱等,当接到客户订单后再交后段组装厂,组装完毕交给客户。这种“接单生产”后来延伸成“定制生产”(Configure-to-Order,CTO),完全依照最终客户的需求来做软硬件配置。CTO逐渐成为趋势,但由于需要提供更多样的零部件库存,对代工厂商的挑战更大。表2反映了全球主要笔记本计算机代工情况。

在深圳-东莞、苏州-上海和北京-天津地区,形成了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所谓集群现象,中小型甚至微型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供应商、装配商、营销商等企业犹如繁星难以胜数。或者可以说,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集群正是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跨国合同制造企业在区位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产业集群这样具有外部经济的地方来有效减低成本。然而本地技术溢出的效果,随着产品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技术、知识被固化在产品内部,很难通过累积学习而提高。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产品集成度不断提高,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自动化、机电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嵌入应用程序,企业的累积学习也更加困难。

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东莞和苏州,虽然集聚很明显,但更多的是处于价值链条的组装环节。在浦东,虽然集聚了400多家医药企业,但企业仍停留在仿制药的生产阶段,新药研发比例很少。在主要技术标准被跨国公司掌握的背景下,怎样处理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加工区域尤其重要。来自台湾的学者杨友仁和夏铸九通过对苏州的研究提出,在苏州地区由于受到台湾系统厂商与其本地供货商之间“买方零库存”的交易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通过知识溢出而形成创新集群。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使得区域作为一种关系性资产以及不可交易的相互依赖的特征还需要更长时间才有可能形成。

跨国公司邻近本地大学利于便捷地利用本地高素质人才,而邻近其全球供应商和服务商则有利于巩固其海外合作网络,同时限制了东道国本土的供应商和服务商进入和获得技术外溢的机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与本地企业形成互动,发生技术外溢:①示范和模仿;②人员流动;③企业上下游联系;④竞争,即外资企业的进入促进了市场竞争,使内资企业有足够的压力主动提升技术和管理;⑤出口,即外资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建立和维持营销网络以及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判断和知识,有助于本地企业获得出口国际市场的能力。当本地企业没有能够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之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在某些情况下,外资可能在人员流动和竞争这两个方面发生挤出效应,即可能会把原来内资企业中的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吸引到外资企业中去,从而导致内资企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还可能在市场上彻底击败内资企业,从而迫使内资企业退出该领域;还可能殃及上游产业,东道国内的配套企业将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能很快在东道国市场形成垄断地位。

中国获得高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是否有“诀窍”?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来获得高技术创新?模块化和编码化使得企业的价值活动在地理上、组织上的范围的扩延以进行标准化生产。假设生产活动存在一个谱系,一端完全是模块化、编码化的,通过纯外包“扔出墙外”,中段是可编码的部分足以外包出去,但隐含知识部分需要生产商和外包商密切互动、频繁交流,最后的一端非常复杂、隐性,他们必须留在原来的领导型公司范围内实现。以硅晶片代工业为例,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通过代工生产与上游设计工厂的工程师互动就实现了升级。

为此,苏州市政府专门规划了科技创业园和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等系列相关文件,加大了研发投入,设立了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科技创业孵化器,鼓励外资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和零土地增资,并在科技含量、投资强度和环保等方面提高了外资进入门坎。苏州还鼓励本土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向高附加值环节方向发展。显然易见的是,外资代工模式早期的积累帮助苏州的政府和企业获得了自主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苏州正在从外资代工企业主导向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因此,从苏州案例来看,外资代工模式逐渐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模式转型是有可能的。

(二)自发形成的消费品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区

我国向全球市场输出服装、鞋、袜、玩具、家电、钟表、珠宝、雨伞、乐器、体育用品、箱包、文具等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中,除政府投资的园区之外,很多是农村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级专业化产业区。这些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地理版图。

1、“全球-本地”张力下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深深卷入到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去,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承担了其中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制造了大批量而廉价的工业产品,其中出口“世界第一”的上千种之多。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储备、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巨大的后续市场力量,又为这些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资企业落户,对原有领导型企业进行并构,如全球领先的个人护理用品品牌商——高露洁公司,通过收购本土企业——三笑牙刷,进入了扬州杭集镇的牙刷专业化产业区,获得了本地化的供应商和低成本优势。

2000年初,笔者在对比浙江省和意大利专业化产业区时,发现它们在专业化的产业门类、中小企业为主、地方劳动分工、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提出,意大利式产业区对我国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启示是,需要从区域治理上加强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发展企业网络,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中小企业群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大量专业化产业区是在全球和地方的联结中形成的,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全球—地方”的张力。这种张力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全球的离岸外包活动促使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和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的各种因素,如改革开放政策及地方企业家精神等,促使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

“全球—地方”的张力在各个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中都有体现。港、澳、台资本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占据近2/3的份额,是早期广东和福建省产业区成长过程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浙江省的很多专业化产业区来源于本地农民企业家的力量。以中国特色的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发展起来,并主动嵌入跨国经营网络。由于全球外包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农民企业家的共同作用,这些产业区大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兴起的。最明显的就是全国百余个特色纺织服装集群中,很多都是以镇为单位而名扬海内外的。这些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产业区是现阶段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又称为“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发挥地方化优势的源泉,其中涌现一批自主创新的品牌企业。由于当地企业之间劳动分工细化而发挥出降低成本效应,也吸引了相关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在本地“打造产业链”和发展这类的产业集群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抓手”。

实际上,在“全球-地方”张力的作用下,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可以使当地获得效益,也会使当地付出成本;既可能有利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也可能造成产业损害。如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传统优势,这支曾经代表着中国制造崛起的重要力量逐渐失去了其神秘感,其存在问题也不断显现,大都遇到了成本上升、产业转移、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障碍,大批量生产“中国制造”产品的专业化产业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民币升值、国际油价暴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产业区赖以生存的种种优势逐渐丧失。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经济指标之外,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问让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面临全球市场挑剔的目光,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已经在这些产业区中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来。

2、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行动

发展中国家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工业集群的研究表明,由于企业所从事的是成熟技术生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相互之间是争夺定单的对手,彼此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建立起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相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与海外客户或合作者的交流上,也就是说,更加偏重全球联系而轻视本地联系。由此,特别需要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当集群中突发重大的事件时,更需要合作行动以解决现实问题。在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中,需要促进行为主体主动地进行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

我国很多市镇的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各地专业化产业区中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专业市场,以及举办了各种专业展会和论坛等,在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和产供销互动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要通过各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以及领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促进这些集群的转型。

首先,充分重视产业集群领先企业(龙头企业)的作用,促进领先企业升级和创新。

我国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或强或稍弱地存在创新型的领先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在产业区中诞生和成长的,例如温州服装中的美特斯邦威、顺德家电中的格兰仕,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行情,资讯,评论)发迹于专业化产业区众多的浙江。这些创新型企业又带动了产业区的转型和升级。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并非产业区必然的转型路径,领先企业有可能采取多样化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产业区也可能经历瓦解和重构,因此,为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市场,产业区企业的协力合作以获得创新能力是转型的关键。

第二,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升级,这是中国沿海一些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经验。在集群形态比较成熟的广东和江浙一带,协会组织多是本地企业主导的民间组织,在专业化产业区内促进企业合作、共同应对反倾销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则做了建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培育区域品牌和建公共服务平台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建公共服务平台。中央财政从2006年开始对52个纺织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予以专项资金的扶持。作为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示范区的广东佛山南海西樵镇,已经建成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产业创新示范平台和产品研发、检测和质量认证、教育和培训、信息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五个体系。该集群内纺织企业数量减少(不到1000家)而规模却不断壮大。政府实行“雄鹰计划”,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会展费用补贴、产学研和科技创新奖励等,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东莞市也在大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2006年“科技东莞”工程启动,明确“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基本模式、以产业集群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突破口、以产学研合作为着力点、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道路。2007年和2009年颁布和修改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和操作规程。东莞市每年安排10亿元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所辖镇(街道)还有相应配套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政府建立或引进公共服务平台并帮助企业联系科技创新项目与科技人才。此外,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等11个公共研发和检测平台,以及25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为东莞各个行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追逐低成本的产业转移

很多事实说明,我国沿海专业化产业区中的企业正在经历明显的地理扩散,甚至制造业活动群体转移。产业集聚区制造低廉的产品价格意味着难以置信的低成本。有的企业为免遭淘汰,不惜采取超常规的、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带来劳动纠纷和环保问题,为了追逐低成本就要逃离原有产业区。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企业正面临着“转型”抑或“转移”的艰难抉择,无论走还是留,企业都期待政府能提供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帮助企业度过艰难的时期。我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种转移进行了引导。首先是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宏观政策导向,其次是各省、各县(市)对引导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推拉力量,第三是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迁移工作的具体指导。

这几年来,沿海许多企业由于受到了土地、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纷纷转移到了中西部,甚至转移到了越南等国。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是应该提倡的。中央也积极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07年8月联合发布44号公告,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并且政策对东部和中西部实行了差别政策,东部实行“实转”的同时,中西部仍保留原来“空转”政策,以促进相关企业向中西部迁移。《若干意见》也对产业转移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但特别强调了产业转移中的污染问题,“禁止‘两高一资’和已明令禁止的落后生产能力转移”。

在实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包括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或多个地区,相关的政府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在产业转移方式上不断创新,引导产业转移的节奏和规模。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产业转移主要是企业的空间战略决策使然,而不完全是政府一厢情愿的。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而言,比如东鹏陶瓷,由于企业在佛山的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难以与其它企业竞争,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的行动,这是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再比如,在东莞,同样是鞋业企业,面临外部环境压力和成本的提高,有些企业并没有迁移。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配套体系会导致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产业转移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7年以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2008年又出现美国华(行情,资讯,评论)尔街金融海啸,而且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引发需求下降,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发展险象丛生。面对恶化的商业环境,前些年发展起来的鞋业、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选择了迁移。

对于依赖自然资源的专业化产业区来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其集聚的规模受制于资源承载能力。例如,佛山发展陶瓷产业的高岭土原料要从外地运来,电价上升,粉尘和二氧化硫污染集中,超出了环境容量,加上由于劳动力缺乏,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产业过分集聚的不经济效应显现,企业纷纷外迁,科勒和亚细亚落户山东,冠军签约成都,斯米克(002162)、东鹏、马可波罗进驻江西丰城精品陶瓷工业园,金意陶、箭牌、欧神诺落子景德镇,新中源首先迁入四川夹江,又签约湖南衡阳和江西高安。佛山陶瓷行业协会与陶城报社于2007年7月11日联合召开以“佛山陶瓷产业的提升与转移”为主题的年会,寻找陶瓷企业向外扩张、转移的路线图,此会议给佛山陶瓷企业明确的信号,需要考虑并正视转移问题。对于产业迁出地而言,则是产业区的升级。佛山有七八种专业报刊,是陶瓷专业媒体机构全国第一、陶瓷行业协会作用最强的地方,集聚了大批陶瓷专业人才,有强大的陶瓷行业职业经理人队伍,集中了陶瓷科研、设计、学校、咨询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筑陶瓷产业升级的趋势十分显著。

关于产业转移,广东省和安徽省进行了园区开发的试点。2005年3月7日,广东省政府提出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对省内两个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园进行了规范。之后,产业转移园建设在广东省迅速展开。广东产业转移工业园20多个。为了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途径和新模式、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2010年1月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支持安徽省人民政府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支持安徽省政府推进皖江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安徽省出台40条政策扶持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其中从2010年起到2015年,连续6年每年对示范区提供10亿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省委、省政府决定设立马芜巢和安池铜等两个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各设四个园区。“八园”中有两个省直管直建园区。集中区新建企业有税费、价格、金融、环保、人才等方面的政策。

设立产业带或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提供优惠政策,只是为企业的空间决策提供了一个选择。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产业集聚优势已经超越低成本优势而成为吸引外资投向的主导力量,企业是否进入产业转移园区,在低成本和优惠政策之外,产业集聚的配套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后,需要构建自身的供应链网络,而核心企业是否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则是相关企业进入的充分条件。例如丰田投资天津建厂时要求相关企业在天津建厂。但直到丰田宣布扩大在中国的产能至550,000辆,日本的相关企业方才移师天津。由此,产业转移园区的设立也是需要慎重的。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产业集聚区的社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集群和园区在吸引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活动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他们在创造节约成本奇迹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侵犯正当的合法的权益的问题。从全球来看,被西方媒体所称的“血汗工厂”(sweatshop)不仅存在于低技术产业的区域,也存在于高技术中心,形成世界范围区域经济的的“马赛克”。

“血汗工厂”一般指工厂的恶劣生产、生活环境,工人在危险和困苦的环境工作,包括与有害物质、高热、低温、辐射为伍,工时常,低工资等损害劳工权益的行为。冷漠、无情的泰勒制管理方式与流水线化的福特制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血汗工厂”的主要特征。合同制造商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一线工人的工资收入与福利待遇基本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来支付。大部分工人居住在企业设置的职工宿舍,出入厂区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制。

作为底层和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生产,强调的是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由此,旗舰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合同制造商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不断地转移生产能力来降低成本。例如,伟创力珠海斗门工业园2007年有200余家企业,4万多名员工,产值高达500亿元。而富士康在近年来分别向武汉、烟台、太原、廊坊等地转移加工制造生产环节,利用内地更为便宜的人力和土地价格来降低成本。尽管这类合同制造商主动或被迫实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制,但避免“血汗工厂”的指控仍然是其重要的任务。

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体面的劳动》(Decent Work)(ILO,1999),使“体面劳动”成为决策者和学术界合力推动的新劳动概念。所谓“体面劳动”,是指“根据就业人员自身和其所属集体的条件,可以保障其自由、安全、尊严和公正的劳动”。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环境压力、对经济的不安全感、政府管理的缺失以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导致“体面劳动缺口”(decent work deficits)的主要原因。国际劳动分工从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生产的片段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使得旨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体面劳动进程更加困难。

过去我们讨论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在市场绩效和经济能力方面的升级;而现在,这种由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升级观念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如果忽略了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能力提升,那么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产业集群的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和劳动力的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必将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得到更多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在打造“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示范区”时,实现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应称为必不可少的理念。

此外,产业集聚很多时候也伴随着污染的集聚,地方由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已经日渐显现。通过共享环境基础设施、发展企业废物交换网络、构建产业共生体系,可以促进地方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企业对地方长远发展的责任感。对于当前国内许多污染密集型的产业集群来说,促成地方企业合作行动的直接压力不仅来自日益严格的环境管制标准,更来自地方社区对环境污染事件的强烈抵制。企业在应对各种压力的过程中,也在逐步积累自身的技术能力,改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环境属性。

企业层次的努力需要得到集群层次的配合。集群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共享、废物交换等可见的好处,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优势才是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源泉。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真正成为地方企业和相关利益方的共识。

创新集群——产业集聚区的理念

从国际上看,产业集群理论强调企业在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下互动合作而促进创新,因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和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些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够根植于本地。然而,我国沿海的众多集群和园区的实践却说明,集群降低成本的好处虽然大大有利于跨国采购商等外资企业,但它对建立本国本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而且集群内的企业并不一定根植于本地。我国的很多外向型加工集群中的企业参与竞争的基础是压低成本,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少量合作,甚至恶性竞争。对于大量处在低端的集群来说,会陷入“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衰退或区位转移。因此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使企业联合行动,发挥集体效率,增强学习效应,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促进产业联系,使初级的集群能够增长。

集群的优势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很多领导部门和协会的重视。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中。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认定了一百多个纺织服装集群,其中以服装为主如广东的虎门休闲装、大朗毛织、均安牛仔、盐步内衣,福建石狮休闲装,浙江的温州男装、宁波西服等。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了8个皮革特色区域,有温州、海宁、花都(狮岭镇)、辛集、桐乡(崇福镇)、肃宁、成都(武侯区)、重庆璧山等。深圳罗湖、广州番禺等十几个专业加工珠宝加工的市镇也引起了中国珠宝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2007年6月也认定了157个特色产业基地和50个集群试点。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也密切关注我国集群对其决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一些省份对集群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2004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培育集群的若干意见》,之后又公布了《金融信贷支持福建加快产业集聚培育发展集群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5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年,湖北省出台了《关于促进重点成长型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集群也已经受到了中央一级的重视。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集群发展”。

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1月份发布了《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过政府干预来培育地方产业集群,以此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社会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但是,国内集群大多数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低,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对于现阶段许多集群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促进传统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加强产学研联合”、“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等方面的建议是适宜的。地方政府结合这些建议和本地情况可以采取或强化的一些措施,包括完善知识产业保护、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范技术贸易市场、设立技术服务中心和鼓励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等等。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以及名目繁多的“园区”的行动方兴未艾。在众多的新区规划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早已过时的区域发展理论,这就是不讲人的创造力,不讲企业家精神,不讲技术创新,只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一般的区位条件,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土地的开发和项目“大鸟”的飞入,与基于创新和内力发展区域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

近几年来,名目繁多的很多新园区的开发规划都有一幅美好的图景——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产业集群。实际上,“产业集聚”只是一个中性词组,它不包含价值判断。产业集聚区可能成功,也可能衰退。因此,投资打造“产业集聚区”要谨慎。在有些地方,以“产业集聚区”为名,搞“筑巢引凤”而承接产业转移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此外,在慢慢失去对产业集群最初新奇感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先前产业集群的讨论时,至少不难发现以下几点:其一,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以及企业规模结构都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过去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分析中所显示的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也在迅速地发生改变。其二,产业集群的数量和地理分布也随时在变化。其三,某些专业镇也会发展为“不专业”,即向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演变,广东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中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区面临严峻的挑战。产业升级的机会相当有限,尤其在攸关跨国领先企业的核心利益的时候,领先企业不但不会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升级,而且会阻挠和破坏后者的创新与升级。在销售渠道和技术标准被发达国家的买家和生产者所掌控和规定的情况下,地方集群升级因难重重。权力高度集中的跨国公司和全球购买商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而由于生产高度片断化和地理高度分散化,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本土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因为竞争者多,可替代程度高,资本的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所以本土供应商的话语权很弱。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应有重要的作为,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根植于本地,促进本地创新性企业的成长,其中长期支持技术创新和投资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研究方面的支持力度,集中资源进行行业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发展专业性大学和职业培训,为企业提供国际标准方面的信息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标准的培训。

关于产业创新问题,必须从产业部门特征来认识。这些特色产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地方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创新集群,而生产活动则扩散到低成本区域,呈现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生产集群(也就是上文所指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区域之间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产业创新往往存在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然而逆定理却不正确—产业集聚的区域不一定能抚育产业创新。也就是说,在高技术产业部门中的低端活动(low-end activities in high-tech sector)的成功不一定会导致高端活动的成功。

产业创新首先取决于创新型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此外决定于知识学习的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网络的结构。创新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一种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它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建立创新集群,重要的是促进协同作用的环境:学校教育各科知识的协同作用;学生生动活泼的求知环境;科研部门促进学术交流和协作的环境;学习型组织和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环境;社区内政府和企业间各种相关知识交流的环境。为此需要认真研究多年来在通过知识共享、学科交叉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促进知识流动的政策措施并形成制度。

创新集群中最重要的中间体,也就是行为主体的核心,是促进行为主体合作的机构(institution for collaboration)。这些合作机构促使主营产、供、销、设计等活动的企业加强联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促使产、学、研、官互动,使科研成果产业化获得成功;同时,这些合作机构也承担着与外部(包括国外)合作和交流的任务,包括集体对付外贸摩擦的麻烦等等。总之,它们起着加强行为主体的集体效率和增加协同效果的作用。中国的各类园区的管理机构和协会正在起到合作机构的作用。那些对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绩效较差的园区,正式由于缺乏这类合作机构。

本文主张,要充分认识建设园区和新城的风险性,真正投入到发展创新集群的努力中去,投入到促进产业联系和技术创新中去,发展研发活动和设计活动。至关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加强沟通和产业联系,整合资源,把相关企业真正关联起来,全面促进创新。为此,需要了解企业切实的要求,深入调研,看企业是不是真正有兴趣构筑产业联系,需要培育企业的兴趣,消除合作障碍,共同努力,改善创业和创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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