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经提出一个独特的见解，即认为传统中国在管理手段上不能实行“数目字管理”，是一大历史缺憾。但现在看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足够“数字化”了，甚至有“只见数字不见人性”的趋势。
最容易举例的，就是国家统计局。日前还有另一则悲伤的新闻，说在湖南宁乡县人民医院里，院方为了控制剖腹产比例在35%以内(评优评先的一项指标)，数次拒绝一位产妇剖腹产的要求，最后导致新生儿产后窒息死亡。经协商，赔偿了2.2万元钱。
以35%的指标及附着其上的各种奖励来划一道红线，意味着有100个孕妇的话，医院就得将做剖腹产的人数精确限定在35人。至于这100个孕妇生产的时间如何分布，每个人的情况如何不同，会不会有突发状况产生等等考虑，都已排除在外。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看病用药都应根据实际需要；一旦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为宗旨，动用专业上的优势强制替病患做出选择，肯定就只能漠视病患的利益，把风险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在这个新生儿夭折的背后，是不是站着一群被数据化管控的医生？或许更深处，还隐藏着管理思路与方法上的倒置：从上往下传达事前拟定的计划、数据、比例，通过捆绑一些激励和惩罚措施，来达到既定目标。这个顺序看起来似乎没错，但却有着浓重的“计划经济”思维。问题在于，首先，事前确定的计划、数据、比例无法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负责，预估的东西必须留下修正的余地；其次，激励与惩罚措施必须不可转移，否则这些措施将是失效的。另外，无论提升也好压低也罢，并不是为了数据上的好看，而是为了反应人的感受，服务于人。近来报道颇多的“拉闸限电”就是这样，本来节能减排初衷是好的，可惜问责的大帽子一压下来，痛苦就转移到民众身上去了。
今年世卫组织曾发布报告称：中国的剖腹产率高达46%，远高于欧美和其他亚洲国家。于是卫生部门决心把数字降下来，各地都对剖腹产率做了设定。在这个大背景下，人要为数据服务。可惜孩子既没有增加顺产的比例，也没有减少剖腹产的比例，只化为了死亡率里的一个小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