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业在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差别在于程度及对它的态度而已。中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中国的色情业恐怕也是很发达的，不过不公开化罢了，很多地方，在所谓的洗头城、按摩中心、洗浴中心、大酒店等，明娼暗妓并不少见。） 事实上，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自不必说。这里着重提及的两点是：一，很多地方的色情业为黑恶势力所控制，成为它们重要的经费来源与活动基地。或者成为一些腐败分子洗钱的重要途径。二，有些地方执法部门公然“养违法”，吃所谓的“尿泡饭”。这些执法部门平时向这些行业收取费用，放任其发展。等到有扫黄打非行动时，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些色情业的经营者就会乖乖的送钱上门“孝敬”这些“条子”们。然后“条子”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对这种现象，百姓有云：电话一响，黄金万两。当然，如果上级有指标实在不好交待时，执法部门也会装模作样抓一批“不识时务者”交差，那些不熟谙此道的经营者或撞在枪口上的就成了倒霉鬼。
那么，究竟要不要对色情行业进行规制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既然无法避免，不如用法律规制它，而不是放任自流，或者搞“运动式”打击。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在于：一，规范行业管理，增加国家税收。二，为公民的健康负责，防治艾滋病等性病的传播。三，避免为黑恶势力所利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黑恶势力。四，防止执法部门“养违法”现象。五，缓解现代社会公民心理压力，减轻性侵犯、性暴力等现象（有研究表明，在色情服务合法化的国家，性犯罪的发生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当然，性犯罪的发生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关于如何在法律上规制，我以为，应该制定一部《色情服务业法》，对该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关于色情服务合法化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荷兰等国家的立法经验。荷兰在这方面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在这部法律中，应该对色情业的管理做出详尽的规定。我们可以考虑借鉴的经验比如：色情服务提供者必须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检查，并定期（如一个月）对服务提供者进行体检，对违反该规定者进行行政处罚等；顾客必须使用安全套否则服务提供者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服务；如此等等，在此不做细说。
当然，由于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因素，色情服务合法化在目前的中国是有很大困难的，一般人很难认同与接受。但问题是，色情服务业既然无法彻底根除（实际上也是无法和不可能根除的），与其偷偷摸摸的不良发展，不如撕掉人们心理上的遮羞布，让它在法律的有效管理下公开化发展。这涉及到一个“次道德”（或称“亚道德”）的问题。也就是说，色情服务在道德伦理上我们无法容忍，但它又的确无法消除，那就不如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的界限之内容忍它。这个界限就是：服务的提供者必须遵守一些“次道德”，比如，在提供性服务时必须使用安全套，患有性病的服务提供者禁止提供性服务，禁止向未成年人（也可以考虑为不满十六周岁者）提供性服务，禁止侵犯顾客隐私等权利，如此等等。我想，随着公民观念意识的转变，这应当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我们找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来规制这个行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取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民主的多数决原则一样，不见的多数就比少数更具有合理性，但我们别无选择，除了尊重少数。也正如社会契约论一样，谁也没有见过当初的那纸契约，“社会契约论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的政治假设，然而却是最伟大的政治假设。”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只能谋求一种相对的完美，却永远不会达到绝对的完美。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完整的维纳斯不见得比断臂的维纳斯更具有吸引力，相反恰恰是后者，被人们尊为美的化身。
诚然，色情服务合法化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合法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的现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走得那么远。在立法之前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不能盲目立法。但合法化这是一个方向。诚如我个人的看法，既然色情服务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根除，而它带来的问题又如此严重，倒不如考虑用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立法，立什么样的法以及如何保证该法的有效实施。通过完善的立法，我想是可以避免一些问题的。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公众的观念，合法化在目前还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总归还是可以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目前的社会意识并不成熟。不成熟的社会意识导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是改变错误的观念，而是一味适应错误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安于现状，对于改革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担心改革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