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大约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新闻屡见不鲜，比例之多可想而知，于是，这则新闻最大的看点在于“法律救济”的细节——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这击中了诸如最高检发布的《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的软肋，执正义之旗的举报人，在事前很难获得旗帜鲜明的保驾护航，只能期待打击报复发生后的事后法律救济。新闻同时呼吁《举报法》快些制定出台，无疑是对这一块法律空白与瓶颈的迫切发声。
这，无疑与法律规定的不够细致有关。其一，正如一些法律研究人士指出的，中国许多法律规定防“君子”却难防“小人”，没有对所规范制约的人群作“最大恶意揣测”，总是想着他们会自觉地以最大道德良心去遵循，而事实上，法律的本质应该是小人心态，应当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来提出防卫之策。
其二，法律在执行中时常偏离初衷。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社会地位强弱迥异，被举报一方身穿铠甲，还能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或执法力量报复举报人，而法律却让举报人裸奔于风险中，譬如要求实名举报，如此一来，无疑是损不足增有余，让公平正义远遁。
事前的、看得见的法律保护缺位，在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下，一般人对举报这件事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除非严重危及自身利益；而七成举报人被打击报复，更让人心生忌惮，惟恐避之不及。如此现实之下，需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补，让举报人的权利保护变得更加明白无误，才能走出当下徒手举报甚至以命相搏的司法困境。
当然，事后的法律救济，是弥补举报风险的次优选择，也不容忽视。 (杨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