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用证融资能否以诈骗罪论
对此问题作出正确回答的关键是如何把握“非法占有”的内涵。对非法占有目的，刑法理论界有三种不同理解：
一是排除权利者意思说，认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自己作为财物的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
二是利用处分意思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按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
三是折衷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对财物的占有，把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按其经济的用法利用或处分的意思。
笔者认为，占有是民法上的一个概念，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权四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的一种权能，是所有权性质的主要体现；二是指人对物的管领事实，是所有权存在的前提。
一般情况下，人对物进行事实上的管领，即可推定其对该物具有所有权。但通过刑事不法行为取得的对物的管领是不可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尽管行为人主观意图可能是为了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因此，将此处的“非法占有”理解成“非法掌握控制财物”是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换言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至于其具体侵犯的是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还是处分权能，均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对所有权四项权能中任何一项的侵犯，都是对他人合法财产权的侵犯，并不以四项权能同时受到侵犯为充足。行为人骗取信用证项下的款物并予以挥霍处分，不想归还的，或者骗取信用证下的款物并使用收益事后归还的，均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前者是对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完整侵犯，后者是对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能的不完整侵犯），均应以本罪论处。一般而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卖方取得信用证后故意不装运，不交付单证下的部分或全部货物；在买方或其他有关方提出异议后卖方不立即采取实质上的补救措施；开证人取得货物后故意恶意地寻找单证的“不符点”，拒付货款；开证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在犯罪得逞后故意“抛弃”保证金，不发货或不付款等。
二、信用卡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本本罪的既遂是否必须以行为人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必要条件？对此，理论界也存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刑法第195条规定本罪有三种量刑档次，在第一个量刑档次中，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可见，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信用证诈骗活动，无论货款是否得手，均构成本罪的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刑法理论上，诈骗罪是结果犯，已诈骗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是具备完整犯罪构成的标准，信用证诈骗罪也不例外。
笔者赞同第二种主张。我们在对法条理解上，应注意相关法条的协调统一，切忌对法条作片面孤立的理解，更不能盲目迷信立法，把立法的无意疏漏也奉为圣经。信用证诈骗罪具有财产犯罪属性，公私财产所有权是其客体之一，只有其受到现实侵犯，才能构成犯罪的既遂。实践中信用证项下的款物数额都比较大，因而行为人意图骗取或者实际骗取的财产数额都比较大，立法没有必要再用“数额较大”加以限制。因此，诈骗数额较大的财物仍是本罪既遂的要件之一。
如何认定信用证诈骗罪的数额呢？有的认为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意图骗取的数额为准；有的认为应以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为准；有的则主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标准，即在信用证诈骗未完成形态下，即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以行为人主观上意图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为标准，在信用证诈骗罪的完成形态中，则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笔者认为应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为准。在信用证诈骗罪未完成形态下，由于不存在被害人受损的事实，犯罪人也没有“实际所得”，只存在信用证记载的数额，而其正是行为人意图骗取但因各种原因未得到的，故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是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在信用证诈骗罪完成形态下，由信用证结算方式所决定，行为人实际套取的是信用证项下的全部款项，不可能还保留一部分数额，因此，仍应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作为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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