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盗窃时盗窃了无形资产
2010年7月，餐厅服务员徐某窃取该餐厅经理办公室笔记本电脑一台，以500元的价格变卖无法找回。经鉴定笔记本价值2698元。另该笔记本内置了一套价值78500元的餐饮管理软件，经多次与软件公司协商，餐厅花费1700元重装了该软件。本案因软件价值无法作价，检察机关以笔记本电脑的价值认定的盗窃数额，法院以徐某犯盗窃罪，盗窃金额为2698元，判决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二、盗窃犯罪中无形财产数额如何认定
本案对徐某盗窃笔记本电脑（价值2698元）认定为盗窃罪无异议，但对盗窃数额的认定却存在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盗窃数额只认定笔记本电脑的价值，不应包括软件购买费；有人则认为盗窃数额应包括软件购买费。
（一）软件可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那么无形的技术成果能否列入“财物”的范畴，成为盗窃罪的指向对象？笔者认为盗窃罪中财物应具有“经济价值性”和“可支配性”；而技术成果等无形财产具有上述特征。首先，软件等技术成果虽然是无形物，但也是通过人类的劳动生产之物，具有使用价值；其可进行市场交换转化为物质利益，具有价值。其次，技术成果可以为人力所控制、支配，具有可支配性。因此，软件等技术成果可成为盗窃罪的指向对象。
（二）行为人是否具有占有高价软件的主观故意
本案中，行为人是否具有盗窃天价软件的主观故意，成为软件价值是否应计入盗窃数额的关键。如果行为人对财物数额有较明确的认识，当然属于盗窃罪主观故意的明知；如果仅预见到数额可能较大或巨大时，也应认为存在明知；如果对数额有相对确定的概括预见，对概括预见范围内的数额也应认为存在明知。如果对所窃对象的数额预见毫不确定，无论客观上是否能盗到以及能盗到多少，都在其预料之内，则可将实际窃取的价值看作其明知的数额。
本案中，徐某其盗窃的既非废品收购站的废弃电脑，也非刚购得的未拆封电脑，而是餐厅经理正在使用中的电脑，作为成年人，应当能认识到笔记本电脑内装有软件，只是对软件的具体价值认识不明确。本案认定徐某具有盗窃软件的主观故意，只要求其认识到电脑中装有软件即可，不要求其明确认识到装有高价软件。另外，行为人虽然对软件的具体价值不确定，但在窃取笔记本电脑的同时也带走了电脑内置软件，其行为是与徐某的主观认识相一致的，并不存在认识上的错误。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或者能即时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被销毁、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但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即当有价证券被盗后因挂失而避免损失的，有价证券的票面数额不应再计入盗窃数额。比照有价证券的上述规定，当电脑软件因可重装而被恢复后，其软件的购买价值也不应再计入盗窃数额。因为“可重装”软件在被盗后可通过此前购买的光盘重复安装，或请软件公司帮助其再次安装。盗窃行为人虽然已实际控制了软件，但失主并未丧失对软件的控制，其仍然继续享有对软件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非可重装”软件则应计入盗窃数额，因为即使因第三方的补救行为避免了被害人的损失，也不能否认盗窃行为人曾一度实际控制软件，该盗窃行为已经完成，而且达到了既遂状态。正如嫌疑人在公交车上扒窃被害人的钱包后下车逃逸，后一名乘客帮助被害人将窃贼抓获，钱包及包内2000元钱得以如数归还。不能因为乘客见义勇为的行为为被害人挽回了损失，而否定将2000元钱计入盗窃数额。如软件公司出于善意，破例为客户重装软件，但需客户支付软件安装费和上门服务费。则该笔费用不应再认定为盗窃行为造成的损失。因为软件失窃造成的损失在将软件购买费78500元计入盗窃数额时，已作出过一次评价，不应再将重装费1700元再计入盗窃数额，有重复评价之嫌。然而，如果软件公司表示，此前花费78500元购买的软件系绝版软件，再次使用需花费100万元才能重新安装，尽管78500元已计入盗窃数额，其差额922500元也应计入损失数额，作为量刑的情节。
本案中，徐某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正在使用的电脑中装有软件，却出于概括占有他人电脑和软件的主管故意，秘密窃取经理办公室的笔记本计算机，销赃后造成价值2698元的计算机和价值78500元的计算机软件灭失。尽管在软件公司的善意帮助下，被害人花费1700元对软件进行了重装，但不能因为第三方的事后补救行为，而否认行为人曾一度实际控制软件，该盗窃行为已经完成。故本案的盗窃数额，应包括笔记本电脑的价值和高价软件的购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