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犯罪嫌疑人刘某本是某医院的医生，2007年因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被罚款3万元。2010年8月30日，犯罪嫌疑人刘某又因从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被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行政处罚10400元。犯罪嫌疑人刘某于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间在租用的场所利用B超机为游某、林某、郑某等五名孕妇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其中林某经犯罪嫌疑人刘某鉴定所怀胎儿为女性后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二、医生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
本文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构不成非法行医罪。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5项所得规定“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也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第4项所规定的“非法行医被卫生部门处罚两次，在次非法行医的情形”。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我国非法行医罪是属于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行为才构成犯罪。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情节严重”的范围，对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在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后，继续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医疗管理秩序和和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属于非法行医的行为，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行为不具有《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行为达不到情节严重，其行为构不成非法行医罪。理由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二条第四项的情形，即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虽然在2010年8月以前，因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经先后两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刘某第一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时是具有医生资格和医师执业证书的。因此，犯罪嫌疑人刘某第一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不属于该《解释》中所规定“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二条第五项的情形，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该《解释》第二条前四项分别从危害后果、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方面列举了几种情节严重的情形，而第五项则是为了严密法网、堵截漏洞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属于“兜底条款”。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兜底条款。即不能随意解释、滥用兜底条款，又不能对兜底条款弃之不用。具体而言，当某种违法行为不具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几种情形时，如果该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兜底条款时，应当进一步分析该行为是否符合兜底所规定的“其他情形”。正确适用兜底条款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案件具体情形与法条已明确列举的其他情形进行同类对比，如果内涵和外延接近，情节基本相当，就可以纳入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情形与《解释》所列举的前三项情形明显不具有可比性，但与《解释》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对比，笔者认为，犯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情形要明显轻于第四种情形，而且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侵害也相对较小。因此，不能适用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正确适用兜底条款的方法之二，就是参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1993年11月12日两高颁布《关于依法严惩破坏计划生育犯罪活动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无业人员、个体行医人员等结合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器，为多人做假节育、绝育手术，或者为多人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造成计划外怀孕、生育，或者擅自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多个胎儿引产，破坏计划生育工作，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出擅自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只有在导致多个胎儿引产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能进行行政处罚。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虽然先后多次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但由于只导致一个胎儿引产，因此，其行为还不构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