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案件中同案犯另案处理
杨某某称有一辆本田奥德赛汽车欲出卖，朋友张杰答应帮忙，并让杨某某传真了委托书。其后，张杰经闫某某介绍认识了欲买车的冯某某，双方在协商车辆买卖过程中，冯某某到车辆管理部门查询并下载了该车的相关信息，在确认车辆合法后，于2007年6月14日与张杰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车辆总价款为13.8万元，闫某某也以担保人身份在协议书签了字。协议签订后，冯某某向张杰支付购车款13万元，张杰出具了收条。其后张杰将其中的10.8万元通过银行账户付给杨某某，余款2.2万元自己留存。2007年11月份，南阳市刑警大队在侦办案时，发现该车系2005年7月13日在广州被盗车辆，遂将该车扣押，并于2007年11月7日将该车退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案发后，公安机关以追缴非法所得为由，向杨某某追缴1.3万元。为此，冯某某将杨某某、张杰、闫某某诉至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其购车款及利息。本案在审理中，依据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2008）镇刑初字第40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杨某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5万元，但冯某某并未受到处罚。
二、不影响民事诉讼的提起
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关键是如何理解刑事判决书中对冯某某“另案处理”的表述：如“另案处理”必然应负刑事责任，那么冯某某就不享有民事请求权；如“另案处理”不必然负刑事责任，那么冯某某就享有民事请求权。
所谓另案处理，主要见于公安机关的提请的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这个法律专业术语，也没有对如何使用“另案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另案处理”的理解存在分歧。“另案处理”是否就意味着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观点：犯罪说与不必然犯罪说。
由于“另案处理”至今未制度化、法律化，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在使用“另案处理”时，主要是靠经验或习惯进行表述，这就造成“另案处理”这个问题往往处于模糊不明状态。如在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究竟是处于公安机关的移送阶段、检察机关的起诉阶段、人民法院的审理阶段中的哪个阶段存在诸多争议。也正是由于上述实际操作的随意性，造成公检法三机关在作出的法律文书中，在叙述审查查明的犯罪事实时，对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同案嫌疑人如何“另案处理”及另案处理的根据和理由往往一笔带过，很少进行具体说明。这样，对于那些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嫌疑人也使用“另案处理”这样的表述，显然有草率之嫌。另外，“另案处理”如果长期“另案不理”，显然又不利于保护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本案是否“先刑后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另案处理”的理解和表述作出严格界定，并在刑事实践中慎用“另案处理”。
本案中，冯某某到车辆管理部门查询并下载了要购买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确认车辆合法后与出卖方签订了车辆买卖合同，显然证明冯某某并非明知所购车辆属于犯罪所得，故冯某某不应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共同犯罪嫌疑人，不应成为“另案处理”对象，其对自己的购车损失完全享有民事请求权。故此，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