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合同诈骗
2013年6月，刘某自称是某省公安厅十七处的会计，并受该处处长王某的委托到甲地购买柚子。同年7月，刘某到甲地与当地老板宋某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某省公安厅十七处向宋某购买柚子20万斤，单价每斤2元。合同上盖有“某省公安厅合同专用章”，签约后，宋某按合同约定交付了20万斤的柚子，但刘某一直未兑付货款。宋某经多次催款，而刘某均以种种理由拒付。于是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某省公安厅根本没有十七处这个机构设置，公安厅在编人员中也没有王处长和刘某（会计），“某省公安厅合同专用章”系其伪造的印章，实际造成宋某损失达22万元人民币。
二、行为人构成何种犯罪
本文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要区分刘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招摇撞骗罪。本案中刘某的行为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但行为人主观上只有一个犯罪故意，客观上也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合同诈骗也只是为了骗取财物，没有涉及其他利益，因此本案是由犯罪手段而形成的法条竞合。而根据刑法理论，在法条竞合的情况下应遵循特别法?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法?普通条款?的原则。但也有例外，即当特别条款的法定刑明显低于普通条款的法定刑时，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这时就应该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本案中刘某的行为致使被害人损失达22万元人民币，合同标的额40万元人民币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形象，属情节严重，此时，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明显低于合同诈骗罪，也可以说不能反映出行为人的行为应受的惩罚，所以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构成合同诈骗罪。
再分析刘某伪造印章用于合同诈骗是否应当数罪并罚。从表面上看，刘某实施了两个行为，构成数罪，实际上刘某的行为属于牵连犯的范畴。对于牵连犯，除非刑法分则规定应实行数罪并罚的以外，一般适用从一重处罚的原则，显然，合同诈骗罪法定刑重于伪造印章罪。本案不应当数罪并罚，而是根据从一重处罚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定罪，伪造印章行为可作为量刑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