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事故对昆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痛定思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如何给经济高度发达同时又是压力高度积聚下的“类昆山”城市更多的支持、理解,如何让法治的元素更多融入城市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如果回避这些问题,甚至对其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不闻不问,或任其无序发展、继续屡屡碰壁,那么谁又能保证“8·2”事故的惨烈,不会在异地重演?
昆山爆炸事故发生当时,虽然恰逢周六,但现场令人惨不忍睹的伤员照片在事发半小时内就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内迅速传播开来。
当时,在不远的城区,老家是湖北咸宁的青年律师胡伟雄得知爆炸事故后显得十分惊愕,和很多市民一样,他也十分焦虑、担忧。不久,当地律师协会一条“放弃休息,集中待命”的短信,让原本还置身事外的他,很快转变了角色。“正在征召律师志愿者,我得去!”胡伟雄果断地拨通电话报名“参战”。
第二天早上,像胡伟雄一样的107名律师,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了一起,来到司法局会议室参加培训。“这是考验我们律师界的重要时刻!虽然暂时还没有轮到大家,但我们决不能做旁观者,要知道,这样一起特大事故会衍生出多少法律问题,恐怕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台上,星夜兼程来到昆山给律师们上课的江苏省律师协会会长薛济民说。
“会遇到什么情况,自己会是什么角色,怎么去对接?”人群中的胡伟雄,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一边埋头做着记录。
“如何去界定各类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如何准确调查核准伤亡人员家属权利人的具体身份,如何规范法律手续和善后调解程序……”胡伟雄事后回忆,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有关“流程要统一、表单要统一,标准要统一”的提示,一下子让很多人理清了头绪。
处置这样一个事故,当然是没有前例的。
昆山市律师协会会长张德元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与医疗救助的复杂性一样,法律关系的千头万绪,很多律师干一辈子恐怕都难遇到。民事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期间出现了遗腹子、重婚、精神疾病、非婚生子女、老人伤残、过继子女没有办理法定手续等问题,还存在多个身份证或冒名顶替打工等身份信息不明情况。有的死者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家属却提出养父母需要抚养,而又拿不出任何法律手续。所有问题,都需要一件件去梳理、确认。
胡伟雄很快被分配在上海组(伤员送往上海救治的联络小组),一周后他负责对接在瑞金医院抢救的30岁的抛光工人张年华(化名)家属。
我们加上派出所、劳保所、司法所的共计七八个人,对方从河南老家来了二十多人。我也是外地人身份,让他们少了很多抵触情绪。”胡伟雄回忆,抢救十多天后张年华病危不治,经过反复心理疏导,家属心情逐步平静。经过连续三天的实质性谈判,最后死者配偶、父母在协议上共同签字,死者两个孩子抚养到成年的费用也得到了最大程度落实。
据了解,正是因为昆山当地273名像胡伟雄一样的志愿者律师直接介入善后处置,1500余次谈判几乎没有出现一起群体性事件,4000余人次得到了准确、专业的咨询意见,所有146名死者家属都通过协议方式获得了抚慰。
“律师是事故善后处置的‘定海神针’,是一支骨干力量。”昆山“8·2”事故处理赔付工作组组长王文元说。数月间,在各方倾力支援下,在各行各业与救援、善后等相关领域专家和工作人员全身心的投入下,逝者得以安息、伤者得以救济、家属得以抚慰。
宋晓江律师办案心得：犯案后，当事人亲属总是找熟人、托关系，费时费力费钱，贻误战机。最终，当事人及亲属会深刻体会到：律师越早介入，当事人的权益越能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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