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鹏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0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称“全总”)新大楼格外醒目。这个定性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正注视着共和国职工阶层新的变化。
一份名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以下称“《研究报告》”)已经放在全总官员们的案头。它的字里行间，正“流露出中国工会的自身改革趋向”。
报告在6月21日全总下属的《工人日报》头版刊登。报告的一些建议颇有新意，如，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解决农民工问题经费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中等。
从它长达1万3千多字的篇幅以及首刊媒体“超常规”的版面安排，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在观察者看来，这项在2010年春节后立项的课题，似在回应近年来逐一上演的“民工荒”、“罢工潮”、“新生代农民工”等舆论热点。
然而，完整的《研究报告》长达16000字左右，却还处在内部审阅阶段。从研究人员的电脑屏幕望去，红色的修订符号随处可见。“公开的报告还不是最终的定稿。”6月24日，在全总办公室里，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副组长、全总下属中国工运研究所副所长王舟波告诉本报记者。
“还没有定稿的报告，就已经公开发出，应该是一种形势的需要。”多次主持参与全总课题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许晓军向本报记者分析道。
经全总高层批阅后，报告或将作为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汇报工作的重要素材。因为《研究报告》呼吁工会开展集体维权、建议给予农民工户籍政策，又被外界解读为全总在上述国家制度层面的论争中，少见展现出了“立场”。
细细翻阅全总的主要职责，“中国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权益的代表”也赫然醒目。这个成立于1922年，有着光辉历史的职工阶层组织正酝酿新的变革。
直面新情况：
舆论漩涡中的课题演进
就在《研究报告》刊发前后数日，全总研究人员的电脑桌上又压放了几张全总书记处领导批示。一些批示直接写在批阅者看过的学术论文、内参材料上，要求进一步研究这一领域的“真问题”。
本报记者获悉，课题的第二阶段研究也正在进行数据分析工作。
由于课题组许多调研是随全总书记处官员前往各地，“许多舆论热点发生时，能够听到领导的直接反馈。”
上述课题组成员回忆，在5月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一些领导曾在调研途中或全总内部会议上就事件做出具体谈话。
“有的说法甚至很严厉。基本都认为工会不能不作为，而要发挥积极作用。”该课题组成员说。
尽管此时《研究报告》已大致成文，但在报告未刊发的部分中，又援引这些谈话的精神，增添了一些案例。譬如，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问题中，研究人员曾列举富士康事件，而论及工会功能时，则提到工会是否受到利用。
在这些连续的劳资关系浪潮中，虽然外界重提工会制度的疑问，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课题组已经紧锣密鼓调研更深层次的问题。
尤其在工会制度功效上。两类问卷设计中都含有“最近一次集体劳动争议是否解决？”；“采用了怎样的解决程序？”；“是否信任工会？”等问题。这些情况正由课题组专职人员汇总，分析称"工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的报告章节。
课题组在3月正式成立后，很快确立了10余个城市的实地调研路线。这些调研结合座谈会、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
当王舟波行至大连时，在当地一个经济开发区，以录音形式搜集了华志在内20多位农民工的访谈信息。
在全总书记处关注下，“这次调研的整体设计较为严密，反映出对制度效能的关切”。
调研路线中，既有大连、福州、深圳、东莞等民工输入地，也有四川遂宁、广安等用工输出地。上述课题组成员透露，作为第二阶段调研素材最重要的获取渠道，由全总研究室编制的10000份调查问卷，已陆续发放到了15个城市中的1000家企业中，截至6月24日，已有部分回收，分析整理这些素材将是第二轮研究的重点。
本报记者参阅到的问卷分为两类，一种由企业职工填报，一种由企业工会主席填报。“调查问卷都出钱委托当地统计部门调查队当面询问填写，避免胡乱填报。”王舟波称。
一组关键的数据是，这些问卷中不低于40%的部分是指向“新生代农民工”，而其余60%的问卷则针对老一代农民工。这显示出这一调查也着眼于整个劳工领域。
在总共60多例个案访谈中，有一位大连的港口工人，向课题组提出，“农民工的称呼令人很不舒服。”课题组一些成员也曾希望将这一问题列入问卷，“后来考虑到这样可能带有挑衅感，课题组没有采纳。”一位课题组成员说。
王舟波介绍，相似样本容量的调查，曾于去年在10座城市进行，“当时获取的数据只向中央和全总内部一定层面作了通报，并未公开”。
现有制度资源中的改革契机？
6月24日上午，本报记者探访全总驻地的几乎同一时间，全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辽宁营口召开，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就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发表讲话。
在全总近期的政策主张中，这是较大手笔的改革举措，提出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
“工资集体协商”实现形式是企业与工人订立的集体合同，由工人代表团(工会)和企业行政方签订，保证在工资制定和调整中，工会组织作为谈判方的作用。
数据显示，全国有13省(区、市)以党委或政府名义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23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1998年尉健行担任全总主席时，就开始强调在解决劳资关系中，要抓住集体合同这个‘牛鼻子’。”一位研究工会问题的专家说。2008年，全总制定了工资集体协商的三年行动计划，“但执行一直比较艰难”。
执行的艰难，不仅出现在长期制度推进中。在富士康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全总相继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
但外界却有声音担忧，在现行经济结构下，其领导的整个工会体系难以继续依照过往“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运作模式，因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很多工会组织在现实上已经失去功能。”
对于这种现状，许晓军和任小平在编号为09QZKT1的全总委托课题中作了富有理论色彩的评述：“中国工会承担着‘双重受托责任’，即在系统外部，受党政委托并贯彻其意志；在系统内部，受职工委托，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而他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亦比较普遍。譬如，一些地方官员担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会吓跑投资者，影响地方投资环境，因而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不重视。
又如，一些工会干部害怕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会得罪企业经营者，影响自身的饭碗，还担心谈得不理想会得罪职工，因此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存有畏难情绪。
“但这是工会改革不可动摇的前提。”许晓军认为，当前对工会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现行制度资源下，促进工会发挥效能。尽管各地都在就此进行试点，“但似乎还没有很成熟的经验”。
而全总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工会体系的塔尖，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劳资关系时，以上至下的推动方式也受到一些局限。
据了解，负责处理劳动意外伤害等事宜的劳动保护部的人员数量也在这一水平“他们经常还在开会，就遇到各地突发情况，直接奔赴机场”。一位全总官员说。而与集体工资谈判的核心业务部门，全总下属集体合同部都仅有10数人编制。
虽然全总《研究报告》在对策与建议中也提出，“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研究报告》课题组却希望成果“不要被过分解读”。
在工会改革这个领域，反对的声音并不缺乏。在上述恶性事件之后，“不少人认为，此时进行改革应该慎重，否则会引发更多不稳定因素”。上述工会问题专家说。
不过，新的改革节点似乎依稀可见，第二阶段10000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要在7月上旬汇总。全总主席团会议将在此后不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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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课题：“两位全总副主席担任总负责人”
2010年2月下旬，大连刚度过一个雪中的春节。21岁的切焊工华志，开始了他在这座城市打工的第3个年头——这同时是他的父亲大连务工生涯的第22年。
对这个只有河南农村户口的家庭，时间的跨度失去了意义。华志和父辈的遭遇一样。他被拖欠过工资，去协商过两次，最后用武力解决，“收拾了一顿就给钱了”。
但这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无劳动合同，无社保，一个月休息四五天，工资1000多”，河南户口有时还受到歧视。在他面对北京来的王舟波们时说，“没想过找工会，连报警都没想过。”
在那个时间点上，华志的忧虑，已经爬上国家层面的忧虑。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区，经济恢复后的“用工荒”，正成为产业链上的现实。
2010年第一天，《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出台，人们依照惯例，称之为中央“一号文件”。华志这样的年轻人，以官方话语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员，进入决策机构的视野。“一号文件”表述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春节后紧急就此确定了重大课题。”6月23日，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电话中向本报记者介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由全总书记处确定，中国工运研究所、全总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完成，课题的第二阶段研究也已在紧锣密鼓进行数据分析工作。
前述已公开的报告正是这个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据本报记者了解，课题组总负责人有两位，一位是分管全总研究部门的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荣书；颇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也名列负责人。
“两位全总副主席担任总负责人，这在历年书记处确定的重大课题中并不多见。”一位课题组成员说。在前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调任福建后，56岁的乔传秀是目前排序第一位的全总副主席，代理主持全总书记处日常工作。
鉴于乔的序位，在全总2010年的重大课题表单中，“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通常列在第一位。“我们内部因此称之为‘一号课题’。”上述课题组成员称。
据本报了解，根据“一号文件”新的表述精神，公安部、民政部、人社部、财政部等部委，也在各自进行专题报告。这些调研的成果，还可以通过2006年恢复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展开31个部门间的协商交流。
“王兆国主席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多次进行批示，要求全总要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王舟波说，“全总通过工会系统进行的研究有自身的特点，会更关注工会制度的功能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