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义乌市人力资源市场，一位招工者举着自制的纸板招工牌寻找工人
“用工荒”由来已久，而且呈现出蔓延之势。与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相比，中国劳动力长期处于廉价时代。“用工荒”的持续发展，最终将逼迫“人口红利”淡出历史。这一点人们早有共识。
本报记者的调查，正是要通过对“用工荒”的剖析，警示中国尽快找到自己的转型升级之路。
8月2日上午，孙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时有电话打进来，“都是一些客户主动找上门来，联系合作的事，”放下电话，孙军向记者表示歉意，“现在人手紧，要是这些项目工期要求比较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单子。”
孙军是北京天工奇创模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工模型)总经理。他说，业务量的增多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喜悦，“没订单发愁，有了订单没人做更发愁”。
“10年前，学徒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还要熟人介绍工厂才接收。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学徒的工资已经提高到1000元，还提供食宿，企业还是招不到人！”10年前，这位“80后”从学徒做起，一脚踏进了模型行业。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年初在沿海城市出现的“用工荒”正蔓延到多个行业、全国多个地区、包括外商独资企业等各类企业。
在数年前，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个别地区，而且多数出现在民营私企中。
调查显示5成企业蓝领工人紧缺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次“用工荒”不仅出现在沿海，也出现在内地。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原来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从去年开始，这6个省的GDP都超过万亿元，同时也由原来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变成劳动力短缺大省。
天工模型主要从事建筑模型和工业模型设计与制作、方案规划模型制作、模型材料开发研究以及园林景观设计。当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南四环的厂区时，孙军和工人们正忙着把刚刚完成的产品打包发往外地：“客户要得急，这是我们连续几天加班赶工做出来的。”
孙军的公司目前有员工70多人，存在十几名的用工缺口，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得不到解决。
“新员工没有办法招到，只好通过工资激励来提高在职员工的积极性。”孙军介绍，公司上个月开始尝试推出与合同价格挂钩的绩效薪酬制度，根据每条生产线承担的任务量给员工发放相应的绩效工资。总体算来，给员工的工资已经占了模型合同价的30%—40%。
“成本增加了20%左右，员工积极性提高了很多，但因为人手紧缺，上个月推掉的单子就有两三笔。”孙军说。
类似的情况也在河北省南部某县的一家纺织公司上演。这家企业员工工资今年夏天调高了20%，达到上千元，但由于招不到新人，公司6条生产线出现了两条停产的情况。
江西晓兰工业园区负责企业信息管理的黄先生对本报记者说，这几个月来，园区多家企业反映工人紧缺的情况，其中有几家出现了因为招收员工未满而发生的短时间停产现象。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次“用工荒”不仅出现在沿海，也出现在内地。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原来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从去年开始，这6个省的GDP都超过万亿元，同时也由原来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变成劳动力短缺大省。
由全球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咨询7月15日发布的《美世2010蓝领用工实践焦点调研》报告显示，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表示当前存在蓝领工人紧缺。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华南区企业数量占42%，华东区占37%，华北区和其他地区各占19%和2%。
早在2003年，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就已经出现所谓的“民工荒”。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用工荒”目前仍出现在技工和普工等蓝领岗位，白领岗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劳动力到底哪儿去了
内地制造业的兴起也是“用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产生了大量用工缺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回暖和外需的增加，东部企业订单恢复，而因国际金融危机返乡的打工者还没回到东部。
蓝领工人紧缺问题让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国际)副总裁郭雁冰发现了一个新机会。
“上海一家医药企业前段时间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为这家医药企业提供100多名劳务人员，同时给这些人提供基本的药物胶囊密封等技能培训，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郭雁冰说，科锐国际以前一般只提供面向中高端人才的服务。
郭雁冰表示，公司目前正在考虑是否把人才培训做到更低端，“很多单位所提供的蓝领岗位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但目前大部分外来就业人口缺乏这些基本职业技能，这个矛盾加剧了企业招人难的现状。”
“目前用工市场主要是 ‘80后’、‘90后’，这个群体生活压力不大，对于职业选择方面更多的是追求自由的空间和未来职业的发展。”郭雁冰说。
美世咨询2008年对来自四川、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300多位外来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结果发现，新一代的外来务工人员希望能增长见识和阅历，融入城市的生活，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权利。然而，在“城乡二元制”的现实下，社会和企业仅需要的是他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却漠视他们对以上权利的诉求。
河北省南部某县一家纺织公司的职工重欢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今年车间新置办了通风大电扇，但夏天厂房里很闷热，时间长了浑身容易长痱子，加之“三班倒”的劳动强度很大，所以车间工人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女工，“年轻小姑娘哪里受得了这份儿罪？”
在北京打工的张先生则在去年年底回到老家江西，承包了一块菜地，做起了父辈传下来的“老本行”———种菜。“以前在外面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最多3000元，现在自己在家做，一年下来也可以赚到3万多元。在家生活成本低很多，收入却没有少。”张先生说。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内地制造业的兴起也是“用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产生了大量用工缺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回暖和外需的增加，东部企业订单恢复，而因国际金融危机返乡的打工者还没回到东部。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的调查显示，我国出现了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特点。
企业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20%
“工人是老板，我现在是给他们打工。”贾谊华说，现在公司里都是30岁左右技术熟练的老员工，“80后”、“90后”根本就招不到。周边地区服装行业的熟练工人有限，为了争夺劳动力，周边服装企业几乎都采用了加薪的“狠招”。
邢台华飞服装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谊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因为人手不够，公司经常出现订单不能按期做完的情况。
成立于1997年的华飞服装公司目前有300名员工，以前也出现过用工短缺的现象，但像今年这么严重的还是第一次。
“工人是老板，我现在是给他们打工。”贾谊华说，现在公司里都是30岁左右技术熟练的老员工，“80后”、“90后”根本就招不到。周边地区服装行业的熟练工人有限，为了争夺劳动力，周边服装企业几乎都采用了加薪的“狠招”。
“现在没有人愿意签合同，一听说哪个服装厂涨工资，立马走人奔那儿去了，不管你的单子有没有完成，工资就是这样被提上去的。”贾谊华说，从2008年到2010年，公司员工工资涨了40%左右，月收入能达到千元以上，可是工人还是招不满。
“做服装本来就是微利，各个服装厂都竞相加工资，最后都把自己‘夹住’了。”据贾谊华介绍，现在他们做棉衣加工的单子，一件棉衣只有1.5%的利润，工人工资的大幅上涨摊薄了企业很大一笔利润。
在今年春季广交会上，服装及衣着附件成交16.2亿美元，同比下降15.2%；纺织品成交16.1亿美元，同比下降7.9%，加之去年积累的外贸订单已被完全消化，三季度将会成为纺织出口企业最难熬的时期。
美世咨询的报告指出，华北、华东、华南的企业正面临相似的成本上升压力，尤其对于部分华南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部分深圳关外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将超过20%；甚至，少数公司反馈预期将有30%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
在这种情况下，孙军还是想通过周围的关系再多招收一些员工，却一直没有如愿：“现在阻碍我们发展的是人员的短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压缩利润空间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提高销售量来维持利润额。”
不过，天工模型并没有打算把工厂迁到其他省份，孙军一口气说了四条理由：“别的省份工资比这低不了多少，况且在北京建立起了关系网，最新的技术工艺也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把工厂迁到其他省市需要更大笔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