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曾高度评价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世界银行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不过，数据的背后，需要我们对中国GDP的赶超有冷静的思考。目前，中国人均GDP仍处于极低水平，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挑战，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还不够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待改进，同时还要警惕其他国际经济风险向中国转嫁。因此，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根本任务。
中国GDP今年有望超越日本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发表的报告显示，2010年二季度日本名义GDP为1.29万亿美元，而中国同期名义GDP为1.34万亿美元。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2年日本GDP总量超越德国后，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的位置。根据美联社报道，几乎可以肯定，到今年年底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因为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差距太大（中国年增长率约10％，而日本预计今年增长3％）。
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长0.4％，这是日本近3个季度以来最小的经济增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3％年率增幅。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日本经济复苏异常脆弱，在日元持续走强制约日本出口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复苏可能会在近几年内难以自我维持。同时，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4％，位列全球第一。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人口缺失和社会负担加重，也是日本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2000年以来，中国GDP总量先后分别超越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07—2009年排在世界第三的位置。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逐步增强，国际舆论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新‘G2’”的说法。韩国《中央日报》8月16日刊登专家文章说，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是美日G2，现在却是中美G2，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大，而且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强烈依赖美国的日本完全不同。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及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
中国人均GDP仍处极低水平
虽然中国GDP总量实现了快速超越，但人均GDP水平仍处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计算各国人均GDP，并据此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国家分类标准的数据，人均国民收入在8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876—346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3466—1072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072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0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266.5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日本2008年的人均GDP为3.84万美元，是中国同期人均GDP的11.8倍，全球排名第20位。美国和德国等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更是遥遥领先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把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称之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称之为“发达国家”来衡量，中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另据世界银行测算，到2020年，中国平均生活水平（即人均GDP）将和拉丁美洲、土耳其及马来西亚目前的水平大致相当。经购买力调整后，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是美国的1/4，现代化的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对中国GDP快速超越的思考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临挑战
很多西方官员认为，中国以出口带动增长的政策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GDP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投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占GDP比重逐年增大，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如今的后危机时代，随着出口面临的摩擦和挑战增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贡献率仍将维持高位，而这将对经济整体的和谐优质发展带来隐患和挑战。另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低迷，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如日本财务省近期准备修改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的特惠关税制度），给中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设置障碍。同时，这些国家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视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如美国今年年初制定的出口倍增计划，即美国将在未来5年实现出口总额翻一番，出口额从当前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万亿美元。根据美国政府推算，这一增长将会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来看，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等多重压力，经济增长战略必将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经济发展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经济研究院院长张燕生表示，在这一轮大调整中，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未来5—10年低成本竞争优势将发生巨大变化，即“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逐步转移，劳动力从过剩到达短缺的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个时间段或一个时间区间。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前，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机会获得低成本发展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即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以提高，社会工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使相关产业处于低成本发展的黄金时期。2010年以来，“富士康事件”之后的加薪和丰田汽车的停工事件表明，在电子和汽车产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削弱已经逐步显现出来。
虽然当前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仍然很高，距离“刘易斯拐点”还很远，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可能使相当部分的老龄农村劳动人口滞留在农村，使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僵化，加速劳动力市场的趋紧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制造业的成本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原材料、劳动力、各种费用、汇率、运输、关税和存货。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运费上升等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今年3月曾表示，2009年“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度排名已从全球第四位降至第六位，长期以来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出口模式仍未转变。
经济增长质量还不够高
中国经济总量的“质”还有待改进。实际上，近些年中国GDP增长存在高能耗、粗放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单凭GDP水平不能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出口产品以低端消费品为主；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而GDP单位能源消耗量远高于发达国家；部分GDP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增长。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引进“超GDP发展观”，采纳人民寿命预期、教育、识字率及人均GDP等计算人类发展指教（HDI），以反映人类生活质量。在2009年的排名中，排在第一的是挪威，日本是第9位，美国第13位，中国香港第24位，中国第92位。
经济发展模式有待改进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是以政府为主导，靠投资规模拉动，出口依存度偏高，同时存在着片面强调发展速度、企业经营方式粗放等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首要问题。另外，还要警惕其他国家经济风险向中国转嫁。在全球经济领域，大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同时往往会出现金融混乱、货币币值大幅波动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局面。我们要警惕发达国家借机“捧杀”中国，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向中国转嫁。此外，中国GDP数据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美国《福布斯》网站的一篇文章说，对此（中国二季度GDP超过日本）不要过于兴奋，“我们不知道中国真正的经济总量到底是多少，中国的经济数据质量仍然糟糕”。
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的根本任务
8月22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2010年《产业蓝皮书》，对我国钢铁、能源、汽车等11个行业的竞争力等进行剖析和探讨。蓝皮书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40％以上，产量远高于其他产煤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还是第二大电力生产国、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和天然气生产国；2009年中国已超越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世界电子产品有近20％出自中国，数量竞争力已超过德、美和日本；另外，中国造船工业竞争力也进入世界前三强。
综合蓝皮书分析的中国具有领先地位的产业布局来看，一方面，这些行业大多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环境压力和各国提倡清洁能源发展的背景下难以进一步取得突破性发展，而且这些传统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可能会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电子和汽车等行业不具有自己的品牌和研发实力，代工现象普遍，同时又面临着成本提升的压力。因此，中国传统产业后发力量不强、新兴产业优势难以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形成一个“真空期”，出现竞争优势断档风险。今年3月，中国26年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虽然可以减轻中国平衡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压力，但同时也表明，中国产业竞争力在国际上下降了。
如今，我国相关产业正处于竞争优势的转型期，我们要结合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而调整。所以，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