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虎：我讲的话题是国内一个比较新的主题，有效辩护。
大家对国外资料比较关注的话会发现，这是美国一个发展的非常完善的概念，在这两年经过很多学者律师的引进，开始出现在中国律师辩护界和学术研究界。今天我侧重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讲这个概念，所以和昨天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
第一，2005年中国刑事司法遭遇了滑铁卢之年，这一年当中被媒体报道和披露的冤案多达14起。我们讲几个案件，岳兔元、滕兴善案、佘祥林等14起冤案在2005年相继报道曝光，成为了压倒刑事司法的最后一个稻草的是前几年的赵作海案件，最终促使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冤案发生的时候，人们都在说是公检法刑讯逼供导致的冤案，但是时隔七年以后，中国终于司法界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律师辩护不称职也能导致这个冤案呢？所以这个概念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思路的转变，我们不再盲目谴责对方而是反思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两方面着手把这个问题才不会偏颇，我们不能老说对方有问题，而不反思自己，所以有效辩护的概念，我首先觉得是律师群体自觉意识的一个体现，这是这个群体迈向成熟的标志。
第二，律师在某些领域中出现了一些过度商业化，以至于这个群体造成了社会上不太好的评价。比如有一个笑话，一个律师死了以后在墓碑上刻了一个墓志铭，这里躺了一个律师——一个正直的人。有人经过说了，这么小的墓地怎么能够同时躺两个人呢？难道律师就不能是正直的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我们的律师由于自己不称职而导致自己无效辩护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美国无效辩护的概念是一个怎样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1945年，联邦哥伦比亚法院在迪哥斯一案当中判决无效辩护的标准，当时用了这么一句话，叫律师的辩护是一场荒诞剧，授人以笑柄，则无效辩护。这个标准出来之后，人们发现好模糊，这个荒诞剧的标准本身就是荒诞，没有任何可操作性。所以1970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卡拉维案件当中又提出，律师应该合理尽职的提供帮助，不合理、不尽职是无效辩护，当仍然是主观标准。1973年，终于人们开始从一种主观的标准迈向客观。联邦最高法院他的标准变成了没有尽到律师的基本义务，注意，这已经迈向客观了，哪些义务列名没有尽到则为无效。但是人们发现，基本义务标准仍然不太合理。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判例，在1984年出现了，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特里•柯兰案件当中提出辩护人行为上有瑕疵，这种缺陷导致了对被告不利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西方出现了两个标准，包括行为标准和结果标准。
第二个问题，我们发现在整个刑事辩护史上，如果田口守一说的话，我们看看整个历史上发生了哪两次重要的变化。有这么几个89年是特别重要的年份，1689年，英国诞生了第一部权利法案，1889年大日本帝国通过了帝国宪法，把西方的人权概念第一次引入东亚的宪法法律过程。1989大家都知道，照这个逻辑，2089中国终将冲破历史三峡，这是历史的规律，逢89，必有民主宪政相关的事件发生。我们经历了几次革命，以前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清楚就判，只有事实审，没有法律审，杀人就偿命。事实审定不需要律师，英国法律修订，律师可以参与审判，他说他杀人，他为自己做事实辩护，当时是建立在适时法律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第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允许开始进入委托辩护了。第二次革命式的扩张使辩护权从一个权利变成了国家的义务，也就是委托辩护开始迈向了指定辩护，法律援助开始出现，这是第二次革命性的扩张。第三次革命性的扩张，就是从刑事辩护迈向实质辩护，终于有一天，美国联邦修正案宣言终于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辩护，其实并不能保证这个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如果有律师在场，但是打瞌睡怎么办呢？所以美国规定，其实宪法修正案上讲的是获得有效的辩护，终于开始促进了人权史上“有效”二字，中国的辩护开始迈向了实质性的第二阶段。但是有效辩护大家发现特别难界定，西方有一个宪政学家叫阿迪森，他说了一句话相当经典，当我们不能对一件事情在正面下定义的时候，却可以尝试从反面下定义。陈教授做了一些发散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说人们对于什么叫正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人们对于什么叫不正义却能达成惊人的共识，人们对什么叫不幸福很容易达成惊人的一致。什么叫自由我不知道，什么叫不自由我知道。
西方和中国学者都开始放弃了对有效辩护的界定，开始转向对无效辩护的界定，无效辩护界定好了，有效辩护自然就出来了。这样一种辩护方面，包括结果标准和行为标准，我想说一下结果标准合理吗？如果一个裁量对辩护人不利，如果就算是无效辩护来惩罚律师的话，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同意。如果控方的证据是相当扎实，你不管怎么辩最后都能定案，都会判刑，但是我也要被惩罚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中国更是如此，你不管怎么辩，结果都是内定的。如果用结果标准的话，对律师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所以结果标准非常不适合中国，因此人们开始放弃了，不要说中国，就算是英美也不适合，有一组数字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在采取无效标准、结果标准的这些国家加大，只有10%左右的无效辩护得到支持，在美国，1973到1983年，总共4千起辩护人无效辩护申请起诉的案件，结果只有3千起得到支持。他们也是这样，结果标准在西方也是被摒弃的一个标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行为标准，行为标准不以结果为标准来测算，那要根据什么呢？你要做哪些事还没有做到？因此你会发现，行为标准必然要配合一个工作，就是律协一定要制作最低工作标准，指定辩护、死刑案件必须做哪些事，哪条没做，逐章惩罚。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律师协会根据行为标准制定了很多案件的辩护纲要，我们在2010年8月份的时候，跟钱律师等到美国考察，专门考察法国的死刑辩护纲要，发现相当详细，比如一个死刑案件的被告，至少有4名辩护人帮他辩护。你会发现在美国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国家居然愿意在他身上花几十万美元，如果国家有一千个人被判死刑，你会发现要花多少钱？一个国家对流氓都是这样的态度，你会知道他对普通公民是多么仁慈？在一个死刑犯上都会投入几十万美元，你想那么社保基金呢？还会被贪污吗？所以想一想我们对待自己敌人的态度，就能够反视你对亲人的态度。
有一个学者的观点，他写了一本书，里面的标题，当然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中国人，你离爱罪犯向爱亲人还有多远？但是仔细一想，他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当我们对待那些敌人态度都很仁慈的时候，对待我们普通公民态度一定更加好，那是短板。
讲到这里你会发现，行为标准，死刑案件为4个人为他辩护，每一个案件都投入几十万美元。中国为了确立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必须做这个工作，有没有做呢？有，陈教授带着我们北大的一群博士，我是主要参与者，在贵州省律协、山东省律协、河南省律协，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三个省的死刑案件辩护工作指南，也就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最低标准的限制。如果当地律师没有按照这个来做的话，当事人可以拿着这个到律协，追究责任，这是无效辩护指南的一个雏形。
如果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先的对象就是怕到巴士底狱去，对于政治暴政的不满首先在司法暴政上。巴士底狱当时只关了8个人，其中有2个是精神病，还有1的是欠债不还的人，就象征着司法暴政，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如果说司法暴政是政治暴政象征的话，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司法文明一定是政治文明的前奏。所以十八大之前召开这次尚权论坛，是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听到咱们的呼声，不光是阅卷权的问题，还有体制的问题。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法官也成了公诉人，只有上帝才能做辩护人，而陈虎今天说了一句话，今天公诉人都成了法官，可辩护人还不是上帝，让我们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