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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能否法到“病”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规定》的亮点在于不仅明确了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适用,而且还明确了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也应当排除,甚至还规定了控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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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邦网:两位律师好!首先,欢迎做客法邦网。在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之前,两位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张青松律师: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张青松律师。非常感谢法邦网邀请。最近两院三部出台的两个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两个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进步,关注并学习这两个规则,非常必要。

邹伙发律师:大家好!我是北京营天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邹伙发律师。

法邦网:中央这两条法规的出台,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刚刚发生的赵作海案。那么,赵作海冤案与这两个规定的出台有关联吗?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张青松律师:这两个证据规则,与赵作海案件的发生应当说是有着一定联系的。近些年来,与赵作海案件类似的案件,通过媒体报道的已经有多起,比如佘祥林案件、杜培文案件、聂树斌案件等等,这些案件都是以“亡灵复活”或者“真凶再现”的方式被推翻。这些案件虽然仅是少数,但是社会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于司法活动的公信。这些案件的发生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刑讯逼供严重、证据审查不够严格、诉讼程序虚无等。
  事实上,规则的出台并非依靠某个案件的发生,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诉讼程序设计不够具体,缺乏操作性,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很多,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界多年呼吁对刑事诉讼进行再修改,已经引起立法国家的高度重视。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2003年左右就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非法证据排除、犯罪证明标准,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本人曾经多次参加过类似的研究和讨论。经过多年的调研,两院三部联合出台了这两个规定,可以说既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前奏,也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进步的重大突破。这两个规定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必将深远。

邹伙发律师:赵作海案属于典型的刑讯逼供导致的错案,中央这两条法规出台应当有一定的联系,但法规的出台不可能仅因为赵作海案,而是长期积累下来问题,赵作海案应当加速了两条法规出台的时间罢了。

法邦网:刑讯逼供素为法律所禁止,刑法还规定了专门的罪名,那么这两个规定仅仅是对已有的法律的一个重复和强调吗? 如果不是,它的突破和创新性又在哪?

张青松律师:这两个规定并非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强调和重复,至少,我们不希望是这样。作为两院三部联合签发的规范性文件,当然不可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两个规定对现行法律规定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使法律已经确立的原则和内容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简言之,就是让法律能够落实。我想这是这两个规定的最大成果。

邹伙发律师:不仅是重复和强调,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一些防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产生后法律适用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

法邦网:这两个规定的关键词都集中在证据上,也就是程序的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有证据规则,为什么两个规定还要对证据进行详细规定呢?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有不足吗?需要修订吗?

张青松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太过原则,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比如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对犯罪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理解不一,有的理解为“排除合理的可能”,有的则理解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事实充分”。再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中辩护律师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详细的操作性规定,如何启动排除程序?由谁在证明刑讯逼供行为的存在与否?警察是否应当出庭作证?等等,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往往不能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导致排除规则的虚无化。
  证明标准的细化、证据规则的改造,重视学界和司法实践长期关注和呼吁的问题,进行修改确实有必要。

邹伙发律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则并不是不足,而是规定比较原则,不利于操作。

法邦网:法律从来都是禁止刑讯逼供的,司法界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实践中对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呢?您能简单说一下原因吗?

张青松律师: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取证的行为,是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至少存在一下几个因素:1、盲目追求客观真实。有些办案人员为追求“真相”会不择手段调取证据。2、重口供、轻程序。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必须如实供述,这使“口供定罪”成为普遍现象。3、公检法机关内部考核机制的不合理。错案追究、命案必破等内部考核机制,使案件的结果和办案人员的个人利益挂钩,致使部分干警为破案而忽视程序的正当性。4、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限制。刑事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等权利得不到保障,使当事人权利被侵害时得不到救济。5、证人出庭制度不能落实。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真正建立。等等。总之,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并不是出台两个证据规则就可以完成的, 这是一个系统的、庞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多种制度的改良配套来逐步完成。

邹伙发律师:我认为一是司法体制有问题,如片面追求破案率问题,执法人员素质问题;二是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完善,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监督,造成刑讯逼供不容易被发现;三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