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据其妻子闫女士讲，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闫女士认为，张斌猝死与长时间连续加班有关，“他为了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
张斌死前一天还跟母亲说“我太累了”。张斌的同事也证实，他们长期加班的情况的确存在。由此可见，张斌是又一个“过劳死”的悲剧。
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一项涵盖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和沈阳等7个城市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绝非“矫情”，现实中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倒下甚至离去的，并不是鲜见的个案。笔者一个朋友，刚到不惑之年，加班是常事，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初春的一天，这位朋友突然倒下，至今还在医院没有醒来。
从表面看，有时是单位要求加班，有时是员工自己主动加班。其实，很多“主动”加班未必主动——许多用人单位崇尚“加班文化”，故意在单位制造紧张气氛，员工不加班很难得到上升机会，甚至连位置都保不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几声道德谴责和呼吁，很难改变“过劳死”现象，这就需要相关制度和法律补位。一方面，围绕劳动者权益，构建更明确的保护机制。加班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应该明确底线，引入风险控制，保证劳动者的基本休息权；另一方面，过劳“死”虽然社会关注度很高，但其并非法律术语，也非临床医学病名，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医学范畴。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关于“过劳死”的规定，工伤认定也没有“过劳死”的一席之地。因此，亟需给“过劳死”一个清晰的界定，以保障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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