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爱说说】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百善孝为先，不赡养父母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更应得到法律的制裁。通过小爱今天整理的赡养纠纷案例，来看最高法如何制裁不孝子女。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一、陈某真诉陈某领、陈某霞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4日,原告陈某真将儿子陈某领、女儿陈某霞告上法庭，诉称女儿陈某霞对其尽了赡养义务，但儿子陈某领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而且还将其拆迁补偿款和2.9亩承包地据为已有，更经常无故殴打原告。为此，原告陈某真将儿子陈某领、女儿陈某霞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某领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归还原告的2.9亩承包地和1.8万元现金。
（二）裁判结果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原告儿子，对原告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对该纠纷的产生应负全部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8000元和对被告陈某领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部分支持；综合考虑被告陈某真家庭生活状况和201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被告陈某领给付原告赡养费每月360元为宜因。原告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名下的2.9亩承包地，被告陈某领有义务耕种，但收益应有原告的份额。因原告现在女儿陈某霞处居住，被告陈某霞已尽赡养义务，且原告已明确表示对女儿陈某霞撤回起诉。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七条、十八条、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陈某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某真自2015年5月份（含5月份）开始以后的每月的赡养费360元，该款于每月的第1日支付；被告陈某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某真的房屋拆迁款补偿款18000元。该案经在陈某领所在村巡回审判，陈某领当庭向父亲陈某真忏悔道歉，并跪求父亲原谅。该判决现已生效履行。
（三）典型意义
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百善孝为先，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和谐，社会和谐便成了无本之木。本案被告陈某领不但不赡养年迈的父亲，而且还抢钱霸地，施以暴力，其不孝行为与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受案后，认为这是一件“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典型案例，遂在原被告所在村提前张贴开庭公告，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此案。庭审中，法官的教育、旁听群众的议论、父亲的控诉指责，形成了一股不可辩驳的正能量，迫使被告陈某领当庭承认自己的错误做法，跪求父亲原谅，并保证认真履行法院判决义务。人民法院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审理，结合社会舆论打造“孝道红黑榜”，不失为审判机关在培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道路上的一种探索形式。
二、贾某诉刘某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贾某76岁，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至2013年间，贾某因病住院仅治疗费就花了30多万元。贾某一生生育四子三女，其中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比较孝顺，但三子刘某多年来未尽任何赡养义务。贾某某住医院期间，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积极筹钱，一起分担医疗费。而三子刘某不仅对母亲病情不管不问，还不愿分担任何医疗费用。虽经村干部多次调解，但刘某均躲避不见。贾某无奈之下，走上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子刘某支付赡养费、承担已花去的医疗费，并分摊以后每年的医疗和护理费用。
（二）裁判结果
商丘市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十五条第一款“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第十九条第二款“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的规定，判决支持贾某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回报养育之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方面给予积极扶助。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医疗费的权利。当父母年老、体弱、病残时，子女更应妥善加以照顾，使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得到慰藉，安度晚年。本案的被告刘某作为原告七个子女中的赡养义务人之一，无论从道义上、伦理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对母亲履行赡养义务，在老母亲年老体弱且患有疾病的情况下，被告应当与其他兄弟姊妹一起共同承担赡养义务，使老母亲能够安度晚年、幸福生活，而被告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却三番五次推诿履行，并公开放言不管不顾老母亲，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引起民愤。法院在确认双方关系和事实前提下，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彰显了法治权威，同时也维护了道德风尚。
三、耿某、赵某与耿甲、耿乙、耿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耿某、赵某生育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耿甲、次子耿乙、三子耿丙。现在原告二人年龄已大，无劳动能力，需要赡养。为此，二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
（二）裁判结果
聊城市阳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子女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二原告均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被告耿甲、耿乙、耿丙系二原告的儿子，二原告现在被告耿乙家居住。被告耿甲在二原告年事已高并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显系无理。二原告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符合当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耿甲、耿乙、耿丙于2014年10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耿某、赵某赡养费200元，限每年的12月31日前付清当年的赡养费。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我们不仅要提倡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要注重法律的最终保障力。当道德约束失效时，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同时,法律也需要有人去维护，否则只是白纸一张。特别是面对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时，法院发挥公正审判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该案告诉我们，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周某与肖某、倪甲等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周某（女）于1960年携其子被告肖某与倪某（2013年去世）再婚，婚后与其生育二男一女，即被告倪甲、倪乙、倪丙。周某年迈体弱、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于2007年起诉肖某要求其支付赡养费，后经法院调解商定被告肖某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350元、小麦100公斤、花生油7.5公斤；被告倪乙及倪丙通过庭外调解确定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500元，小麦250斤、花生油20斤。倪某去世后，随着原告年龄增大，疾病缠身，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赡养费根本不足以维持原告的日常所需。原告周某与肖某等四被告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四被告自2015年起每人每年支付赡养费2192元。
（二）裁判结果
威海荣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尊重和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赡养父母亦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赡养人还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本案中，原告已年满78周岁，年老多病，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要求其四名亲生子女支付赡养费，并负担日后住院所需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赡养费的金额，根据2014年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962元、赡养人为四人计算，原告要求每人每年2192元数额略高，应以每人每年1990元为宜（7962元/4人）。原告要求其日后因病住院所产生费用由四被告平均承担，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肖某辩称，相对于其他三被告而言，其还需赡养亲生父亲，赡养人数较多，不应当与其余三人平摊原告赡养费用，要求按照原来调解的方案，只负担17.5%。对于被告肖某的上述要求，现原告不予认可，且原告主张的赡养费是根据原告一人生活需求计算的，被告肖某需赡养其亲生父亲，但不能以此来影响对其母亲的赡养，其辩解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是四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2015年赡养费1990元；二是自2016年起，四被告于每年12月30日前分别支付原告赡养费1990元；三是原告日后如因病住院所支出费用，由四被告凭单据各承担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赡养扶助义务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这里所指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和养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子女不能以自己对父母的亲疏好恶等看法来选择是否赡养父母，也不能以要赡养亲生父母为由而拒绝赡养养父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因拆迁引起的赡养纠纷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再婚的老人，各自的子女为获得拆迁款，不仅不赡养老人，而且把老人拒之门外，这种行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子女与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后，无论是不是亲生子女，都具有赡养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五、陈某与陈甲、徐乙、徐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与朱某于1986年登记结婚，朱某系再婚。1987年，朱某带徐乙（1975年6月8日出生）、徐丙（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临沂市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某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某、朱某生育一子陈甲。1991年被告徐乙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丙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某去世。原告陈某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被告徐乙、徐丙随其母朱某与原告陈某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对原告陈某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乙、徐丙与原告陈某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法院酌定被告徐乙、徐丙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500元为宜。被告陈甲系原告陈某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某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法院予以确认。最后，法院判决被告陈甲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3600元。被告徐乙、徐丙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1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赡养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需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认识，及时维护农村老人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六、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七、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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