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毒品的数量、含量等多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一、法律规定五种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
2007年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深入总结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经验，逐步统一死刑裁判标准，其中包括5种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具体情形：
(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
(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
(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
(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二、毒品的数量与死刑的问题
毒品数量直接反映出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对定罪、量刑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毒品犯罪中，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毒品数量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未达到一定数量标准就不能定罪。从整体上看，毒品数量对量刑的影响比对定罪的影响更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毒品数量与量刑的关系也是更为突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2007年关于印发《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
1.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100克以上；
2.氯胺酮、美沙酮1千克以上；
3.三唑仑、安眠酮50千克以上；
4.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500千克以上；
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从上述规定的字面上看，似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达到五十克就可能判处死刑，实际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五十克毒品，在没有其他从重或者从轻、减轻情节的情况下，通常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不能判处无期徒刑，更不能判处死刑。
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如同其他犯罪立案标准一样，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确定的。例如，云南省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达到五百克以上可判处死刑;而在辽宁省，同样情况，三百克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这个数量就是在法律文件中所说的各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
三、毒品的含量与死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关于禁毒决定的解释》，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毒品，应当进行鉴定。1997年后，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明确规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等5种犯罪行为的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是，实践情况纷繁复杂，完全不考虑毒品含量，可能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实现量刑公正。特别是近年来，毒品案件出现一些新情况，使法院量刑时不能不考虑毒品的纯度问题。这些新情况主要表现在：
一是海洛因大量掺假。一般而言，走私入境的海洛因纯度普遍很高，即使掺进非毒品成分或其他毒品，其纯度仍然较高。但近年毒贩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在掺假上大做文章，海洛因大量掺假导致含量过低的现象越来越多。一般来讲，毒品交易价格越低，含量也越低。有的案件从证据上反映出毒品价格很低，经鉴定毒品含量就很低，甚至个别案件的毒品含量仅为千分之几。纯度高的毒品的危害与纯度低的显然不同，前者存在进一步掺假从而扩大传播面的几率，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这种情况下，如不做毒品含量鉴定，对纯度高的和纯度低的同样处刑，看似发挥了刑罚严惩的作用，但忽略了被告人行为危害程度的差异，实际上恰恰有失公正。
二是摇头丸类毒品成分相当混乱。近年来，摇头丸类毒品案件上升幅度很大，占案件总数的10%至15%。从查获的摇头丸的成分分析，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标准型，主要是含有纯度较高的MDMA、MDA等若干种苯丙胺类毒品、苯丙胺类衍生物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相混合制成的片剂。另一种是混杂型，其成分相当复杂，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大麻、麻黄素、咖啡因、解热止痛药等。在此情况下，以其中一种成分来认定毒品总数并不合理，有必要进行含量鉴定。
三是出现了较多新类型毒品。如氯胺酮（K粉）、美沙酮、安眠酮、三唑仑、盐酸丁丙诺啡（又名舒美啡）、普鲁卡、苯巴比妥、“卡苦”、“六角”等。对这些新型毒品，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和明确的折算公式。刑事审判中遇到这些毒品，不做含量鉴定，就不能正确判断涉案毒品的类型与危害性，就难以准确合理量刑。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部分毒品进行含量鉴定是很有必要的。从实践出发，我们主张目前先对三种案件的毒品做含量鉴定：一是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即使只有海洛因一种毒品，也要鉴定其纯度；二是有证据证明毒品可能被大量掺假的案件；三是成分复杂的新型毒品案件。对于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低，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量刑时应酌情考虑。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应由专业部门鉴定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判处死刑的应当慎重掌握。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毒品案件的质量，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政策，也有利于推动整个毒品犯罪案件的办案质量。
当前，由于刑法规定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公安机关对查获的毒品通常只作定性分析，不论含量多少，鉴定结论均表述为含有毒品成分。对该问题，应当坚持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做法，待条件成熟时提出毒品含量鉴定和折算的立法建议，以实现毒品量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在刑法修改之前，法院可以同公诉机关或侦查机关协商，争取进行含量鉴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司法机关共同制定指导意见，解决鉴定问题。对于前述三类案件不予鉴定的，可以根据案情酌情判决，但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四、毒品数量达到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与此相反，有的毒品犯罪虽然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
(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
(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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