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民法，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历代封建王朝始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
中国继受外国民法，编纂民法典，迄今已逾百年。此百年继受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1940年代末，其继受目标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
基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变法维新的需要，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邀请日本学者松岗义正来华，于1908年编纂民法典草案，1910年起草完成，为大清民律草案，然未及正式颁布施行，清朝覆亡，该草案被搁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于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设立由史尚宽等5人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迄今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生效）。
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因为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将继受目标转向苏联民法和东欧民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民法起草，至1956年12月完成“民法草案”。此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致民法起草工作中断。
1962年，中国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共产风”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重新受到重视。同年开始第二次民法典起草，至1964年7月，完成“民法草案（试拟稿）”。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导致新中国第二次民法起草工作中断。
第三个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今，由继受苏联民法和东欧民法，主动转向主要继受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法，其立法成就是《合同法》和《物权法》。自《合同法》开始，中国对外国民法的继受，从“单一继受”转向“多元继受”，使中国民法日益呈现“多元复合”的色彩，表明中国民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7年，中国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视。1979年11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设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起草。至1982年5月完成“民法草案（第四稿）”。此后立法机关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一时难于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于是决定解散民法起草小组，暂停民法典起草，改采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针。
至1990年代后期，中国致力于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律体系。1998年，中国民法典编纂，再次被提上日程。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管立法工作的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9名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国民法典。同年9月召开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决议委托梁慧星拟定“中国民法典大纲”。1999年10月，梁慧星完成《中国民法典大纲》。
2000年，梁慧星在原“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基础上，成立“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委托，2002年，中国民法典草案全部完成，并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在条件成熟后再以此为基础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的大力支持下完稿。韩骁致力于中国民法典专家意见稿的推广工作，他表示，以现有社科院版专家意见稿为依托，期望五年内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能够问世。
韩骁律师办案心得：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复杂的案件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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