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某诉余某望抚养费纠纷案
——抚养费标准是否能随物价上涨而提高？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的母亲和父亲2008年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余某由母亲抚养，其父亲余某望当庭一次性给付抚养费23000元。2013年余某在某双语实验学校上小学二年级，年学费3600元，其母亲无固定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为打工。后余某诉至法院请求其父余某望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到2023年6月30日其满18岁止。
（二）裁判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的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费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子女可以要求增加抚育费。本案中原告余某父母离婚时间是2008年，当时双方协议余某父亲当庭一次性给子女付抚养费23000元，平均每月62.5元。而2012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032.14元，平均每月419元。根据上述情况，余某父亲原来给付的抚养费目前显然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因此驻马店市确山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余某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立法时都遵循“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目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婚姻家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尽可能预防和减少由于父母的离婚，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的生活环境上的影响及未成年子女性格养成、思想变化、学习成长等不利因素。
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进行判决、调解时,抚养费标准一般是依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确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等因素,法院原先所判决、调解的抚养费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或发生很大改变，再依据当时的条件和标准支付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基本的生活要求，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因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子女有权基于法定情形，向抚养义务人要求增加抚养费。本案正是基于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考量，在原审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准予未成年子女余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依法支持其请求其父增加抚养费的主张。该判决契合了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付某桐诉付某强抚养费纠纷案
——婚姻存续期间能否要求一方支付抚养费
（一）基本案情
原告付某桐的母亲韩某与被告付某强于2012年12月7日结婚，于2013年9月18日生育一子付某桐。韩某住院生育原告付某桐的医疗费用由被告付某强支付。自原告付某桐出生后，其母亲韩某即带其离开单独居住至今，被告付某强亦未支付过原告付某桐抚养费。被告付某强现无固定收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二）裁判结果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出生后，原告母亲即与被告分开居住，原告母亲带原告单独生活，被告未支付过原告的抚养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被告付某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每月人民币4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原告付某桐自2013年10月份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抚养费；被告付某强于判决生效后按每月人民币4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付某桐的抚养费至其满十八周岁；驳回原告付某桐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要求支付抚养费，基本上都是在夫妻双方离婚时或离婚后才产生的，而在婚姻存续期间，由于夫妻双方财产为共有财产，是否能要求不尽抚养义务的一方支付抚养费，这是本案争议的要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出台之前，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而《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婚生子女抑或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只要一方不履行该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有权利向其主张抚养费。同时，在子女抚育费数额的具体确定上，还要根据子女正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应能维持其衣、食、住、行、学、医的正常需求，并需要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收入、费用支出、现有生活负担、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最终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王某辉诉柴某探望权纠纷案
——莫让孩子受到再一次的伤害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辉与被告柴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12年10月6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典礼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2013年9月12日生育女儿王某瑶，后双方解除同居关系。王某辉与柴某曾因非婚生女王某瑶的抚养权纠纷诉至法院，2015年6月2日，鹤壁市浚县人民法院判决非婚生女王某瑶暂随原告柴某生活，待其成年后随父随母由其自择。2015年7月20日，原告王某辉因探望权纠纷到法院起诉。
（二）裁判结果
浚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的非婚生女儿王某瑶与被告共同生活，原告作为父亲，有权探望王某瑶。现双方对原告探望权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有不同意见，法院本着既要考虑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又要增加女儿同父亲的沟通交流、减轻子女因父母解除同居关系而带来的家庭破碎感以及既有利于子女今后身心健康成长，又能维护原告合法权利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原告王某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可于每月第一周周日上午9时至下午17时探望女儿王某瑶一次，被告柴某应予以协助。
（三）典型意义
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不直接抚养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法定权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方探视子女产生纠纷的原因较多，问题很复杂,其产生的根源往往是由于双方“草率”离婚时对处理子女抚养及对方探望子女考虑不周，以致于产生矛盾隔阂。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比较原则，仅有一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类案件在审理时，法院在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上，应从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且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角度考虑，探望的方式亦应灵活多样，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和法院的有效执行。
王某某与王甲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某的母亲郭某与被告王甲于2011年9月27日登记结婚，原告王某某出生于2012年7月14日。2014年11月20日，郭某与被告王甲在泰安市宁阳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婚生之子王某某由其母亲郭某抚养，被告不支付抚养费。由于原告母亲婚后一直照顾原告和家庭，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离婚后仅靠打零工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现原告需上幼儿园要缴纳学费、生活费等费用，而被告长期工作稳定，还曾到国外务工，一直有较高经济收入，且于2013年在宁阳县城购买楼房一处。原告父母离婚后，被告没有给付原告抚养费。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于2015年3月20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从2015年1月1日起每年给付原告生活费7200元，至原告独立生活为止。
（二）裁判结果
泰安市宁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某某系其母郭某与被告王甲的婚生孩子，双方都有抚养孩子的义务。现原告已达到入幼儿园年龄，原告的母亲无固定工作收入。被告王甲曾在新加坡务工，且于2013年在宁阳县城购买房产。被告主张原、被告均是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起诉之日起支付抚养费，但原告现居住宁阳县城，被告也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被告要求按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要求从起诉之日支付抚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遂判决被告自2015年4月1日起开始支付原告抚养费。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子女抚养纠纷，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尽量协调调解结案。如果确实无法调解，对这类案件应尽快依法判决。另外，也应考虑到原告的生活环境，有时原告户口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这时就应该考虑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孩子的权益。本案中，原告虽是农村户口，但原告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县城，并在县城居住上学，而且被告也在县城购买住房，考虑到这些情况，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支付原告抚养费。
王某与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于2002年结婚，2004年6月13日生一男孩王甲，后双方于2007年协议离婚，约定王甲由王某抚养。2010年9月，王某与王乙另行组成家庭，王甲随父及王乙共同生活期间，受到继母王乙体罚、饥饿、精神虐待。2011年11月，张某探视过程中，发现孩子身体存有受伤情形，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王甲身体存有十几处伤，已构成轻微伤。2011年11月21日，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并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用。
（二）裁判结果
聊城市阳谷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夫妻双方离婚后，针对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案中，王某与张某协议离婚后，虽协议约定婚生子王甲由王某抚养，但在其抚养过程中，根据张某方举证以及涉案未成年人王甲当庭陈述、证人证言、法医鉴定，能够证明自2010年起与其共同生活人员对其存有体罚、饥饿、精神虐待等情形，对其今后健康成长明显不利，其抚养关系应当予以变更，并依法由王某支付抚养费用。王某不服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的情形，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支持。离婚是自由的，但孩子是无辜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双方再婚时，均要客观的、现实的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和感情，均应从有利于孩子生活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给孩子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这样，孩子的幸福才不会因为父母的分离而削减。
耿某、赵某与耿甲、耿乙、耿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耿某、赵某生育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耿甲、次子耿乙、三子耿丙。现在原告二人年龄已大，无劳动能力，需要赡养。为此，二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
（二）裁判结果
聊城市阳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子女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二原告均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被告耿甲、耿乙、耿丙系二原告的儿子，二原告现在被告耿乙家居住。被告耿甲在二原告年事已高并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显系无理。二原告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符合当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耿甲、耿乙、耿丙于2014年10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耿某、赵某赡养费200元，限每年的12月31日前付清当年的赡养费。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我们不仅要提倡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要注重法律的最终保障力。当道德约束失效时，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同时,法律也需要有人去维护，否则只是白纸一张。特别是面对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时，法院发挥公正审判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该案告诉我们，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周某与肖某、倪甲等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周某（女）于1960年携其子被告肖某与倪某（2013年去世）再婚，婚后与其生育二男一女，即被告倪甲、倪乙、倪丙。周某年迈体弱、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于2007年起诉肖某要求其支付赡养费，后经法院调解商定被告肖某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350元、小麦100公斤、花生油7.5公斤；被告倪乙及倪丙通过庭外调解确定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500元，小麦250斤、花生油20斤。倪某去世后，随着原告年龄增大，疾病缠身，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赡养费根本不足以维持原告的日常所需。原告周某与肖某等四被告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四被告自2015年起每人每年支付赡养费2192元。
（二）裁判结果
威海荣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尊重和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赡养父母亦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赡养人还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本案中，原告已年满78周岁，年老多病，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要求其四名亲生子女支付赡养费，并负担日后住院所需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赡养费的金额，根据2014年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962元、赡养人为四人计算，原告要求每人每年2192元数额略高，应以每人每年1990元为宜（7962元/4人）。原告要求其日后因病住院所产生费用由四被告平均承担，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肖某辩称，相对于其他三被告而言，其还需赡养亲生父亲，赡养人数较多，不应当与其余三人平摊原告赡养费用，要求按照原来调解的方案，只负担17.5%。对于被告肖某的上述要求，现原告不予认可，且原告主张的赡养费是根据原告一人生活需求计算的，被告肖某需赡养其亲生父亲，但不能以此来影响对其母亲的赡养，其辩解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是四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2015年赡养费1990元；二是自2016年起，四被告于每年12月30日前分别支付原告赡养费1990元；三是原告日后如因病住院所支出费用，由四被告凭单据各承担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赡养扶助义务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这里所指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和养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子女不能以自己对父母的亲疏好恶等看法来选择是否赡养父母，也不能以要赡养亲生父母为由而拒绝赡养养父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因拆迁引起的赡养纠纷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再婚的老人，各自的子女为获得拆迁款，不仅不赡养老人，而且把老人拒之门外，这种行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子女与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后，无论是不是亲生子女，都具有赡养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陈某与陈甲、徐乙、徐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与朱某于1986年登记结婚，朱某系再婚。1987年，朱某带徐乙（1975年6月8日出生）、徐丙（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临沂市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某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某、朱某生育一子陈甲。1991年被告徐乙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丙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某去世。原告陈某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被告徐乙、徐丙随其母朱某与原告陈某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对原告陈某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乙、徐丙与原告陈某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法院酌定被告徐乙、徐丙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500元为宜。被告陈甲系原告陈某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某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法院予以确认。最后，法院判决被告陈甲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3600元。被告徐乙、徐丙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1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赡养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需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认识，及时维护农村老人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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