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简称“草案”）第三十五条拟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等行为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自10月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来，引发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关注。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法学者、律师纷纷发文或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或删除草案第三十五条。
这是1997年以来，“扰乱法庭秩序罪”第一次修改。1997年《刑法》第三百零九条确定“扰乱法庭秩序罪”包括聚众哄闹、冲击法庭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等行为，如此次修改通过，意味着“侮辱、诽谤、威胁”等法庭言辞亦可入罪（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2014年第46期文章《法庭言辞罪与非》）。
昨日（12月5日），多名法学者和律师聚集中国政法大学，再议该罪名修改，多指立法时机不当。
刑法谦抑性、明确性原则重被提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建伟指出，现行刑法、三大诉讼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对侮辱、诽谤或威胁行为有所规制，而草案降低了入罪门槛，弹性太大，可能导致司法滥权。他担心，草案一旦通过，会强化律师“辩护有风险，入庭要谨慎”的意识，产生“寒蝉效应”，破坏诉讼结构平衡。
张建伟认为，在司法尚未独立、公正的当下，增加此罪尚为时过早。
鉴于许多人参照英美国家“藐视法庭罪”建议中国设置类似条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田飞龙称，英美国家“藐视法庭罪”存在的前提是警察权较弱，而在中国警察权强大的背景下，增加言辞入罪，会导致公权力过强。
田飞龙指出，在司法自我赋权和保障律师特权的博弈中，律师特权应得到进一步保障，因为当事人天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律师的代理特权起到了能力补足的作用，保障律师特权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必然之意。
“侮辱”、“诽谤”、“威胁”的不明确，主管色彩浓厚，以及加入“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兜底条款，与会者多数担心“扰乱法庭秩序罪”再次成为“口袋罪”。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认为，这类措辞甚至不为一些立法、司法机关人员所喜，该条款可能最终“调整通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陈永生从“律师豁免权”角度批评草案。他援引国际立法经验称，作为特殊职业群体的律师对其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言论，应免于法律追究。
我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陈永生对财新记者说，《律师法》的例外范围应是非常小的，此番欲将法庭言辞罪，应有悖《律师法》。
多人呼吁，法官、律师应双方反思当前的审辩冲突。陈永生认为，草案第三十五条或是为目前出现的律师“死磕”所设，但日益激烈的对抗性强化了审判意义，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且立法应解决一般问题，而不是解决特定问题，不能因特定群体增设罪名。
留意到目前舆论异议较多的是律师群体，张建伟亦建议做“对称思考”，理解法官处境。他认为，司法权威应赖于司法公正，且当务之急是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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