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关于“罪错未成年人”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在昨天的“部长通道”上，针对低龄未成年人保护过度、惩戒不足的疑问，最高检副检察长回应称，未成年人心智不健全，要严管厚爱，宽容但不纵容。与此同时，“30名代表联名建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至12岁’”的新闻也上了热搜。

在公共舆论场上，有关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与罚，从不缺乏关注。

尤其是当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例如今年1月湖南13岁男孩用匕首杀害同班同学的消息就轰动一时。更让人不安的是，根据现行诸多法律，未成年人即便犯下滔天罪恶，也有可能因年龄得到“宽宥”。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未成年人对犯罪的畏惧感。曾有14岁少年因盗窃被抓后叫嚣，自己“还能再偷400天”。

这些案件一次又一次刺激着公众敏感神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吁请因而频频出现，但结果往往是在制度批判、情绪宣泄、辩论争吵中不了了之。

有错当责、有罪当罚，为何“未成年惩戒”总是引发如此多的争议？

一方面，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成长阶段，辨别是非、自我控制等能力较弱，法治、道德方面的认知也相对模糊，易受外界的影响。恰如最高检检察官童建明所言，罪错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危害者，同时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单纯的惩罚和打击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明显，且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

也正因为如此，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司法定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少捕、慎诉、少监禁”等原则。当然，这并不代表对罪错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教育和惩罚之间的尺度，需要司法机关好好掂量。

目前，社会上对此的讨论很多，但笔者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宽不意味着“放人”，严不意味着“坐牢”。

很多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的拘束性保护处分，包括训诫、安置辅导、机构矫正等多种形式。但在这方面，我国司法体系还有许多空白。拿政府收容教养制度来说，不仅法规、规章方面问题不少，承担这一功能的工读学校也面临一些窘境，如“招生困难”“师资缺口”“数量锐减”。有统计表明，如今全国仅有不到100所工读学校。

再进一步看，教育感化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不能只由学校来承担，检察机关可发挥空间很大。此前，最高检提出将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等。只是从目前来看，这些举措真正走出“试验田”还有很长一段路。

争议不断，隐忧仍在，我们期待各方的探索成果固化为法律规范，以法治力量防止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