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律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执行合伙人。其曾最早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和收容教育制度的议案。今年依旧出席两会，为法治改革进言献策。
记者：去年出了十几起冤假错案的纠正，比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还有贵州王元松案等。您觉得出现冤假错案的深层次根源在哪？
朱征夫：深层次的根源应该就是全社会都有一种有罪推定的意识。比如仇官仇富，如果是做官的或者富人被抓，大家一般不会同情你，觉得肯定是有事，没事儿也一定会有点事。
去年纠正的福建念斌案也是多少年了才纠正过来；呼格案立案都快有八九年了，去年才最后纠正过来；还有贵州有一个王元松案，在（监狱）里面已经坐了十年了才放出来，这些案件披露的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把责任仅仅归咎于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司法人员，他们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我认为我们全社会都有责任，那就是有罪推定。
记者：那么有罪推定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朱征夫：我们现在有些做法，比如抓了人还没审判就上电视对着镜头认罪，嫌犯一招供，一些部门就开始庆功，招供内容到底是真是假都说不准，法院还没判，媒体就未审先判，开始讲他犯罪的故事。开庭时穿囚服、剃光头、戴手铐等等，这些都是把他当做罪犯对待。还有做得更出格的，比如搞公审、公捕。
把一些不一定站得住脚的证据端到法院，让法官来判，他敢判无罪吗？如果判无罪就意味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甚至媒体，都在犯错误。大家都不愿意承认错误，只好让他弄点什么事，承担一些责任。这是对他非常的不公平。
按照《诉讼法》规定，在法院终审认定当事人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当做有罪来看待，应该推定他是无罪之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够。其实整个诉讼程序是有监督的，但现在配合讲的多，监督讲得少，而且还不是以审判为中心，都已经先推定他有罪了，差不多是把一个已经做好的菜，硬塞给法院去吃啊。
记者：作为律师，根据平时工作积累的经验，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事人主动认罪？
朱征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可能不知道法律上的罪是个什么概念，他可能认为自己做错了，违反了道德，可能觉得不合乎有关规定，违反了纪律等等，但是不一定违法。
另一种，我们发现相当多的情况是当事人被强迫认罪。办案人员面临各种各样的破案压力，可能会出现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就是他了，这也是有罪推定。所谓刑讯逼供，也是先觉得你有罪，你就是不招而已。如果真认为他是无辜的，怎么会动用刑讯呢？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认罪，主要还是我们的制度没有保障当事人的权利。重打击、轻保护这个倾向一直存在。
记者：关于如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次两会上您提交的建议是什么？
朱征夫：我的建议是全社会都要强化无罪推定的意识，法院审判之前，不要把他当做有罪之人来对待，要尊重他的人权，尊重他的人格尊严。
监督部门、权力部门，包括政法委、人大最好不要监督个案。有时候案件发生后，家属都来跟政府部门、党政部门施加压力，然后压力转嫁给领导，领导再把压力转嫁给办案人员，最后问题案件就容易产生。
派出所、看守所都属于公安部门，有的预审处就设在看守所，可以随时提审，即使审讯过程中真的发生问题也没有办法监督。我记得有学者建议把看守所放在司法局、司法厅来管，我觉得这是个好建议，不一定要放在司法局，也可以放在其他的部门来管，就是不要放在公安下面管，一定要让它稍微独立一点。
还要发挥律师的作用。比如，考虑引进律师在场权，律师参与审讯过程，提审当事人时，律师在场作为见证人。
记者：最高检日前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其中提出要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
朱征夫：现在律师们呼吁的多是会见权，如果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我觉得律师在场权很重要。一方面保证当事人不受刑讯逼供，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办案人员是依法查案的。
记者：对于错案追究制是不是也要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
朱征夫：是的，现在有个情况是错案一旦发生，就把过去一些办案人员都找来，都说他们有责任。其实要分清楚到底是谁承担主要责任，有些办案人员可能参与了办案，但他可能没有在刑讯逼供中起什么作用，这个时候也不要对他搞有罪推定，只有在法院认定他们有罪之后，才能认定他确实是要承担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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