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嫖宿幼女罪，一直以来，都是刑法中一个纷争不断的罪名。全国人大代表、长期聚焦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日前透露，“去年以来，实践中嫖宿幼女罪已基本不再使用”。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高调表态，“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朝野呼声汇聚，罪名废除似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罪名的由来
“嫖宿幼女”这个语境猥琐的诡异表述，进入中国法律范畴的路径，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甚至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这个并不专业的词汇究竟从何而来。
据《南方周末》此前的梳理报道，“嫖宿幼女”第一次登堂入室源自1986年《治安处罚条例》的诞生，随后1997年《刑法》修订时，该说法被沿用，但其却并非严肃的法言法语，更多是口语化的习惯用词。
“嫖宿”与“幼女”的结合，所给予公众的第一印象，除了法律判断，更多还是传统道德评价。加之近年来频频爆出的相关案件，涉嫌犯罪主体的权贵色彩，也加剧了这个刑法罪名在社会层面的尴尬。
不满的根源
除了对嫖宿幼女字面意思上的深恶痛绝，公众对嫖宿幼女罪最大的不满，实际上在于司法对相关案件的最终量刑。
事实上，嫖宿幼女罪诞生伊始，曾一度被认为是在立法上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举措，因为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高于强奸罪，前者为5年，而后者只有3年。但同时，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在最高刑上的区别，加剧了人们对司法偏袒、制度后门的担忧。
嫖宿幼女罪排除了死刑的适用，相较于强奸罪最高可处死刑的严峻程度，让公众有理由担心，相关罪名威慑不足，而放纵有余。
更何况，强奸罪中“奸淫幼女”作为加重情节存在，量刑范围十年以上直至死刑，两厢比较，更容易给人以此轻彼重的感觉。
而且，颇为诡异的，还有相关罪名所处的《刑法》不同章节，嫖宿幼女罪被安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部分，而强奸罪等性侵犯罪所归属的刑法章节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部。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不同位置与分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立法初衷在所保护法益上的侧重。
深层的忧虑
现在看起来，迫于多年以来的社会压力与适用困窘，嫖宿幼女罪的废止应当说箭在弦上，2013年10月，多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事实上已经压缩了非常大的“嫖宿幼女罪”适用空间。
此后一年多的司法实务中，各地涉及奸淫幼女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已经基本不再适用嫖宿幼女罪，转而按《意见》要求以强奸罪论处，嫖宿幼女罪的名存实亡基本上已是既成事实。
事到如今，除了一起倒数、静候这个罪名正式步入历史，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则是：废除嫖宿幼女罪之后，公众此前因嫖宿幼女罪引发的普遍性忧虑，是否就此消散?现成的例子是，四川邛崃两名男子2013年因嫖宿幼女罪被捕，检方最终以强奸罪起诉，被视为首例废止嫖宿幼女罪案例，但日前法院给出的有期徒刑5年判决还是引来一些争议，有网友认为具体量刑与此前嫖宿幼女罪的最轻刑期没有分别。
从一开始，嫖宿幼女罪的公共争议，便不仅是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体适用等法律专业问题，更多还是基于全国各地频频爆出的官员权贵性侵幼女案件，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过程中的程序瑕疵、角色错位以及态度偏袒，给人以某种司法不公正的固有印象，这是罪名存废所无法完全释解的社会情绪。
重建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庭权威的尊重，恐怕还需要新一轮司法改革“以审判为中心”、回归司法属性、捍卫司法独立的多元努力，以及最终实现。
张晓霖律师办案心得：进出口贸易中海关涉税尤其是走私犯罪案件逐年增多，很多案件往往是因为不懂海关法律规定及海关办事规程造成的，而非当事人（进出口企业或进出境个人）故意所为。面对这种情况，应当指导当事人如何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做到合理避税；清楚海关规定和办事规程及时处理，把损失最小化，实现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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