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田，以30万字专著支持几十条法律条文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民法典的自然人和法人制度的编写工作
1998年前后，国家要制定民法典，梁慧星先生特别振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典起草经历三起三落，中国社会对于私权保护可谓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民法典是一个标志性的立法建筑，它代表了整个社会对民事权利的看法，以及国家对个人的私权保护。以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将民法典视为他们一生最高的理想。在整个过程中，梁先生组成了他的团队，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尤以青年学者居多，特别有活力。
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我负责的是民法典草案中总则编主体部分，即自然人和法人制度的编写工作。在这两章的编写过程中，大家多次开会讨论问题，我本人投入的精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完成了法律条文和立法理由两项法典编纂工作，而且对所编写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立法理论阐述，形成了30万字的专著。我用30万字的专著来支持几十条的法律条文，这本书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专著。与此同时，在编写过程中，也激发我对人格权性质的研究，这也成为我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民法典草案编写任务完成后，我对研究课题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这让我在学术上收获颇丰。
在编纂时，我和梁先生进行了多次交流。梁先生起草的思路务实且出于公心，不带有个人利益。他不把自己的任何观点强加给其他编写的团队成员。团队成员有不同的看法，会进行充分的交流。可以说，梁先生提出的民法典草案，是集体思维的结晶。
梁先生的民法典草案充分考虑现行立法和现行制度的逐步改造，同时也考虑了对先进立法的充分理性，因而草案在整体风格中非常稳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立法过程中，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民法典草案编纂完成提交立法机关后，随着全国人大换届，民法典起草工作停止下来。梁先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很多次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法典起草作为正式列入立法计划的项目，在没有经过任何解释、任何说明、任何决策程序的前提之下，突然让它消失不见了？”
当时，能够站出来，大声呼吁，有影响力的学者就梁先生一人。在这个过程中，梁先生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毁誉。这一点，足以看出民法典的起草，在梁老师心目中不是个人行为，是关系社会进步的重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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