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钞职员监守自盗银行1560万

余某生于1986年，大专文化，中山市人，原任中山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押运分公司清钞管理中心副经理。其同事称，起初余某的生活很紧张，经常要向同事借钱周转。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余某突然开始请同事到外面吃饭喝酒。最初，余某是骑摩托车上班的，2015年突然买了一辆保时捷。2016年2月下旬，平安银行向押运分公司要求返还库存现金，余某盗窃事败投案。据法院查明，2014年3月至2016年2月，余某在担任押运分公司清钞管理中心副主任、副经理期间，在押运分公司清钞管理中心1号工场内，多次以偷拿钥匙偷开钱箱的方式，窃取由押运分公司保管的民生银行中山分行和平安银行中山分行的现金，藏匿在口袋内带走。之后，余某利用银行与押运分公司对账的时间差，私自篡改返纳现金交接表、加钞计划表并盗用公章盖上。此外，他又在两家银行前来查库前向押运分公司工作人员谎称两家银行之间互借现金，指令工作人员进行互借操作。通过上述方法，余某先后作案100多次，累计盗窃金额人民币1560万元。据法院查明，余某的职权不能直接接触现金，其在作案时并无职务便利可利用。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已追缴赃款27万余元发还被害单位，继续追缴未退出的赃款1532万余元。

盗窃罪与贪污罪如何区分

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以窃取的方式占有公共财产也是贪污罪的表现形式之一。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是盗窃罪。由此看出，窃取型贪污罪与一般盗窃犯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侵犯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是：1、犯罪主体。前罪是特定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具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职权的人员。2、犯罪客体。从法律层面来看，对不同合法财产的保护同等重要。但是，从政治层面看，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同私有财产相比，国有、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代表着国家的政治属性。因此，我觉得，对公共财产权利的侵犯相对应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3、犯罪客观方面。两罪同样具有秘密窃取的行为，但前罪还必须具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手段，也就是说要突出“职务性”特征，使用“公共”权力达到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目的。实践中，通常表现为采取某些技术性方法，如伪造帐薄、凭证，虚开票据等方式，而后罪则相对较简单直接。

同样采用秘密手段窃取合法财产，在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窃取型贪污罪都比盗窃罪的定罪标准更严格，因此在理论上，前罪比后罪的科刑梯度应更高。但实际立法并不如此。《立案标准》规定：个人贪污数额3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这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30000是贪污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盗窃罪，1998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作如下规定：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五百元至两千元，数额巨大为五千元至两万元，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经济、治安状况，在幅度范围内确定具体数额标准。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情况：一个国家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公款三千元，可能不构成犯罪;一个普通公民窃取他人财产三千元却可能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管制、罚金。原因就是因为前一个行为的主体具有“职务身份”并“利用职务之便”而实施的。

法律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为官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从另一方面看，权力越大，相应的义务也就越重，不仅要具有较之常人更高的道德义务，还要在刑事义务上没有任何特权而言，甚至更重的义务。对于任何一般主体可犯之罪，具有职务身份、利用职务权力都应成为加重或从重的一个量刑情节。这在我国刑法的法条上也是有所表现的。而依据刑法理论，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构成牵连犯，择一重罪惩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秘密窃取公共财物三千元，属于贪污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行为却符合“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特征，构成盗窃罪，所以可以采用牵连犯择一重罪惩处原则，以盗窃罪处罚。

最后插一句题外话，本案行为人分数百次盗走1560万，站在一个理性人的视角，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如果是真的，那么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员也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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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泉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