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立功，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中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如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等情况，均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当认定为立功。

在实践中，对于被告人利用电话保持与毒品上下家的联系，稳住其他被告人的行为，可否认定为立功存有争议。可以认为，不管协助作用大小，只要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就应当认定为立功。因为刑法仅规定了协助抓捕型的立功，并没有将协助作用大小作为立功成立的条件。

但是，并非所有立功都要在量刑时予以从宽考虑。刑法将立功规定为从宽处罚情节的目的，在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同时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节约国家的司法成本，但不能使立功制度成为某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逃避严惩的工具。对于从犯检举主犯的，符合立功条件时，应当从宽处罚；但对于“老板”检举“马仔”或者他人犯罪的，则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视主犯在全案中的地位、作用和立功情况，区别处理。

如果毒品数量不是很大，原则上可从宽处罚；如果数量很大，如数十公斤以上，可以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有重大立功，可以根据案情从轻处罚或者判处死缓。因为此类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且多能利用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检举其“下家”、“马仔”。否则，立功制度就会被某些被告人恶意利用，成为他们逃避严惩的“绿色通道”。

同时，如果对这类被告人因其有立功表现便从轻处罚，客观上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从源头上打击毒品犯罪。对于落网的大毒枭，要尽可能严惩，即使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只要不是“应当”从轻情节，原则上都不从轻处罚。当然，如果被告人具有法定的“应当”从轻处罚情节，则应在量刑时予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