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2013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重点是压减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有关专家表示，按去年数据推算最多省50亿元。（7月8日《新京报》）

中央国家机关带头压减一般性支出5%，可有效减轻财政支出的刚性压力，亦能够提升政府执政的公信力，还有利于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能够用到改善民生等刀刃上。“节用受人，使民以时”，利为民所谋，这一“自己开刀”的“减支”做法无疑将会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戴。

为何要“减支”？据中广网报道，到2005年3月，我国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比如，江西德兴设10个副市长、河南新乡设11个副市长、安徽宣城宣州区设10个副区长……而被网友称为“最牛政府办”的福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秘书长手下有18位副职，其中仅副秘书长就有13位。正如唐李吉甫在《请汰冗吏疏》中所言：“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宠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滥。”

官员人数不断膨胀的背后，则是财政支出的水涨船高。财政部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全国行政经费支出887.1亿元，2011年全国行政经费支出899.7亿元，今年这个数字目前尚不清楚，这里暂且不说。但财政部有关人员明确表示，“根据去年的决算报告，汇总2012年中央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1028.52亿元。”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与“三公经费”无关的“人头费”。也就是说，官员人数越多，支出就会越大。

所以说，仅靠“减支”还做得不够，还要下大决心“减官”，这是“减支“的源头。这是因为，无论多设一个副市长，还是多设一个副区长，亦或是多设一个副秘书长，除了每个人都要专配一辆公车外，还要各配一名秘书。显而易见，这些配备的车辆、配备的司机一年需要开支多少？尽管地域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但这些官员的各项待遇却是不菲。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类似这样的官员越大，那么对社会的副作用就会越大，”故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务安得不烦？”

之所以要“减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同为一个级别的官员，无论是分管工作还是非分管工作，只要哪一方享受了何种待遇，其他官员就要变着花样去享受。在“你能享受、我也能享受”这个潜规则的作用下，一些官员在开支上争先恐后比着花钱，还在享受上不甘落后。比如说，某县主管招商引资的官员出国考察半个月，非分管的其他官员也要以条线招商引资的名义到国外进行“招商式旅游”，除了去当地召开一次半天的投资说明会之外，其他时间便是饱览异国风情了，当然最后也不忘带回一些邀功请赏的“假签约”了。像江南某地一县仅此项开支一年就要超过数百万元。你出国、我出国、大家都出国，“招商式旅游”便变成了官员们心照不宣的一项集体性福利了。

“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这种官员生态必须尽快改变。可以肯定地说，要从根本上实现“减支”目标，其前提就是要“减官”。这是因为，官员不断增多，开支不断增加。而不受限制的开支特权，无形中张扬了权力崇拜，引发出无节制的权力欲望，误导更多的人挤进权力阶层，以致于官员队伍越大越庞大，从而引起官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存在，近年来一年热于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即是佐证。因此，要从源头上切断这个恶性循环，就必须痛下决心“减官”，舍此别无它途。把“减官”之钱，用于民生保障和改善，一定会收到“百姓足、万政举”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