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河北冀州市凯隆御景1号楼发生一起坠楼事件，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袁某从该楼16层坠下身亡，其生前一句“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要回工钱！”成为家人永远的伤痛。

女儿为父讨薪跳楼身亡

袁某继父张某系凯隆御景工程包工头，在事发工地做工两年了，90万工钱却被一拖再拖。有工人表示，开发商和工程承包商都不给钱，找政府也没有结果，只好一起来到工地。跳楼的小女孩是包工头的女儿，今年才13岁，正在读初中。可能是看到父亲讨薪困难，于是和奶奶爬上了高楼，希望帮父亲讨到工人工资。

目前，公安部门已对有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对事件展开调查，但为何每次都要等悲剧发生了，事情才会受到关注？包工头的讨薪之路，竟然成了一场全家总动员，母亲、女儿轮番上场，结局实在太过悲凉。难道“跳楼”成了讨薪的唯一途径，何必如此、何以至此？难道法律只是摆设吗？

讨薪为何不走法律途径？

关于讨薪，并非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兜底。比如说，申请劳动仲裁，向住建部门投诉，向法院申请欠薪支付令等。但现实中，讨薪者好像更加倾向于采取个体抗争的方式。这一方面说明，固有的法定维权通道，成本高、效率低；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整个社会未给予农民工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引导，推动他们“走程序”来理性讨薪。

临近年关，各个部门都在联合督查农民工的工资支付状况，但却依然发生了讨薪致死的事故，当真无比讽刺。一个女孩的坠亡，或许只是意外。但是，劳动者群体只要无法形成组织化的博弈力量，不曾接受必要的、系统化的法律支援，他们的讨薪之路，便难免沦为一次次的冒险。

解决讨薪难还需真正落实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跳楼秀”便成为了农民工讨薪方式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它以生命为赌注，充满了危险，但由于它极富视觉性、戏剧性，能在短时间内吸引路人的围观，引来媒体的关注，所以政府往往会以最快的方式介入。跳楼秀是一个以悲情为核心要素的戏剧化场面，它引起围观人群的同情，同时挑起政府和媒体对于欠薪者的愤怒。

近年来为了帮助农民工讨回辛苦钱，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想了不少的办法。但再多的讨薪高招，似乎也未能断绝建筑业中因为层层转包、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欠薪难题。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踢皮球、麻木、懒惰、不作为，更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也许，当某天常规的法治维权手段不再“短路”，讨薪难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法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