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银河革命公墓出现墓地资源枯竭现象，广州将建第二“银河公墓”，此消息一出，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死不起”，“死人占活人地”，更多的是如何“死得公平”，广州市民政局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5月9日 《南方日报》）

建于1956年的广州银河公墓，全名是“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主要服务对象是为建国而牺牲的革命英雄；即将建设的广州福山公墓，同样以“革命”冠名，具体的服务对象也仅限于革命烈士、国家干部、军人等“七种人”。这样看，福山公墓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第二“银河公墓”。

革命烈士为国家利益而牺牲，政府为他们特供陵园及墓地，这本无可厚非。可是，现在建国已经60多年，真正的“老革命”早已作古，冠以“革命”字样的福山公墓，到底为是将谁而建？在公开的场所，政府明确表示福山公墓要满足每年六万普通百姓的需求，破解“死不起”的难题。可是，福山公墓的具体业务还是由银河公墓管理处负责，还依然沿用“银河公墓”的管理模式，非“七种人”不得入，那福山公墓岂不是成了官员的特供墓地吗？

老百姓没有钱，买不起墓地；可是，有了钱的老百姓呢，也因为身份和地位没有买墓地的资格，这让“死不起”有了新的注脚。显然，官员的“特供”一旦延伸到墓地，只能人为地加剧社会的不公。买不起墓地，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底层群众的“死亡压力”。但是，政府给墓地设门槛，让有钱的普通老百姓买不上墓地，则体现了社会不公的顽固。

广州市政府投资6亿建造福山公墓，并把它列为2013年市重大民生工程之一，这本身是好事。然而，坊间盛传，福山公墓的购买条件是“科级”以上官员，而公墓的管理方也基本上低调地认同了这个事实。如此一来，好事演绎成了耍特权的坏事。那么，公墓一旦成为官员的特供，就让所谓的“民生工程”变成了官员的死亡福利。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公共财政投资修建的公墓，就应以民生为重，体现它的公益性、惠普性。解决老百姓“死无葬身之地”的尴尬，这才是第一要义。（黄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