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即使是一份高薪、社会地位高的工作，如果连生命安全都保护不了，谁会愿意去做呢？早前的哈尔滨杀医案就敲响了警钟，患者杀医的事件屡禁不止，不是医生的过错，是整个医疗制度的恶果。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使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工作压力较大、医疗纠纷频发,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医患关系

借鉴外国经验，先看日本，可以说是法治之下的“以和为贵”。按相关法规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然后由政府作为“中间人”出面向病人家属作出汇报。要是确认是院方的失误，医院必须做出真诚道歉，并在经济上给予尽可能多的补偿，做到尽量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如果医患双方对责任承担发生争议并长期难以实现“共识”，那么也可诉诸法律。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加紧建立了相关制度，帮助那些在

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和家属。

再看俄罗斯，坚持“法律优先”原则。如果患方认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了医疗事故的侵害，他们便可向相关医院、医院的上一级领导部门、当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赔要求。俄罗斯多项法律（比西方国家还多）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不论民族、性别、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其保护自己健康的权益都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并在多部法律中都得到方方面面的全力保护。

而美国采用的是法律和调解的“双管齐下”。所有医院都须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其实就是“变相”的调解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者、教师、律师，等等，这些人中许多还是志愿者，不收任何报酬。（法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