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骚扰问题，已经升级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经历性骚扰官司的女性却频频败诉。全国两会期间，这个“另类”话题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主任助理纪丰伟昨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我建议》节目现场透露，今年两会上建议最高院对性骚扰作出明确司法解释的呼声很高。
现状
性骚扰难言维权案更难打
2002年，武汉女教师何某，因为不堪忍受原教研室副主任的性骚扰，向江汉区法院提出性骚扰诉讼，一年之后胜诉，这起案件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例胜诉的性骚扰案。在《我建议》演播现场，这场性骚扰案的代理律师张绍明也坐在了建议席上。他直言目前在我国打性骚扰官司存在三难，第一是立案难，所有的性骚扰案都是以侵犯名誉权利的案由来立案；第二是举证难；第三是赔偿难。“我们这个案子就很典型了，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金钱的这种赔偿，这场判决好像是一场道德的审判，而不是一场法律的审判。”
记者了解到，禁止性骚扰，由过去的街谈巷议，到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这样的表述，并且规定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应该说这是在立法上走了一步。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对此依然没有明确的界定。正因此，今年两会上，关于性骚扰立法的议题提案再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支招
举证向受害人倾斜主观感受也应被支持
昨天在现场讨论职场性骚扰话题时，法律界人士一致赞同“有关性骚扰的司法解释应该尽早出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薛宁兰特别想强调的是，职场性骚扰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的性骚扰，就是说以工作上的好处来换取性的好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可能某些时候，就使受到骚扰的一方主观感受处于一种屈从的状态。所以，对性骚扰的界定不能简单地说没有明确地表示反感，要强调当事人在法律上对主观感受的认定，要有一些客观的标准。
另外，针对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举证难的问题，薛宁兰建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相应证据规则应该做变通。“比方说当原告举出的证据达到了一个初步可信的程度的话，那么法院应当要求被告提出一个辩驳性的证据。在被告不能提出辩驳性的前提下，那么法院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成立。”
律师张绍明则表示，最高院应该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另外他还建议在劳动法中规定，在劳动者权利中增加一项，劳动者有免受工作场所性骚扰这种权利。
张绍明律师办案心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复杂的案件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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