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河南省项城市高寺镇人张厂在网上发帖称，10月15日，他74岁的父亲张勋峰去世后，按当地风俗土葬，谁知1个月后被项城市民政局组织上百人，于凌晨趁家属不在突击掘坟，家属直到昨日才知遗体已被火化。高寺镇党委书记杨万兴说，张勋峰去世当天，民政局工作人员曾要求家属火葬。1个月后突击起尸，事前未通知其家人，是因为“阻力太大”。（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22日）

又一起民政人员掘坟案！2011年11月19日，中国网络电视台也报道了类似的事例：哈尔滨老太太死后70多天被民政部门掘坟。2011年11月16日，老太太死后70多天被民政部门从坟中挖了出来，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比他们通知上规定的截止日期还提前了两天。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杨树乡富勤村，当地民政部门对此回复称："现在气温下降，我们怕冻上，所以提前了两天。"

不同的地点，相同的事例。两者之间存在相同之处：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在先；二是民政执法部门滥用职权，违法行政。

中国人素来认为死者为大，又讲究入土为安。几千年来形成的土葬风俗要在短期内改变，谈何容易。因此，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偷埋乱葬的局面。民政局作为主管部门，行使行政执法权，要想及时发现和查处，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行政机关便有权因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违法的手段对付违法的相对人吗？

答案不言而喻。作为执法人员，无论其面对的事项有多么复杂，难度有多大，他们都应依法行政，法律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权。以哈尔滨事件为例，民政人员在15天复议、起诉期限未满的情况之下，便在家属未在场的情况下起坟，将尸体火化，其违法性是明摆着的。而河南省项城市民政部门连基本的法律文书都不出具，《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前，行政部门应先责令死者家属限期改正，只有拒不改正的，才可以强制执行。项城市民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样不具有合法性。

实际上，两地民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其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应当是明知的。而之所以明知故犯，有其自己的“理由”和“苦衷”，哈尔滨方面说：“现在气温下降，我们怕冻上，所以提前了两天。” 而项城方面则说：当天凌晨未通知家人是因为“阻力太大”。

对此辩解，没有法律常识的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和认可。而这些执法人员之所以敢置法律规定的基本程序于不顾，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虽然，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但在一些执法人员心中并未真正形成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法治的观念并未深入到执法部门的执法理念当中。特别是面对棘手、复杂的行政管理事项，执法人员“剑走偏锋”的行为屡见不鲜。

其实，以违法手段对付违法的公民，这种“以毒攻毒”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民政部门，在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等领域同样存在。前段时间出现的计生人员跨省抓人，以及城管围殴公安人员等等，都与民政部门的滥权掘坟行为具有同质性。

这些事例虽只是个案，但其不良影响却不可小觑。没有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无从谈起。执法人员代表国家来执行法律，本应模范遵守法律规定，但其违法行政行为却为广大公众树立了有法不依的坏榜样。群众普遍认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象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这一做法损坏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法律而斗争》中说：“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法律的看守人变为法律的杀人犯，医生毒死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笔者认为，纵有千条理由，作为执法人员都没有违法行政的借口。

（邓盛友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