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黎庆洪涉嫌黑社会犯罪案，在1月10日庭审的1小时之内，先后有3名律师被“驱逐”出法庭，有9名律师遭到数十次法官的训诫；12日开庭时，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也被“驱逐”，因情绪激动而当庭晕倒抢救。

看来，当地司法部门还算比较客气，仅是将律师驱逐出法庭，有关机关没有动用刑法306条款将律师圈进看守所，也没有动用刑法309条，追究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罪”，这或许是律师执业环境得以改善的体现？果真如此，在新年到来之迹，众律师们真应该感恩戴德、载歌载舞才对。

公检法是“自家人”，是亲兄弟，都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这似乎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司法机关的公识。在此语境下，其他的诉讼参与人，神马都是浮云。所谓公检法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规定早已被淡化，在执行中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对律师这一“后娘养的”监督和制约。对司法机关办案中出现的程序问题，不容质疑，对法律赋予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断然剥夺，这已是常态。律师敢于坚持己见者，没几个有好果子吃。申请回避，多次抗议，起诉书没读一个字，弄得法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被逐出法庭，那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没让你身陷囹圄，已是给足了面子。

重大案件、敏感案件，突发案件、群体性案件，特别是当地党政、司法部门挂牌督办案件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案件，会见也罢、庭审也罢，当地司法机关无不希望律师“配合”，把案件顺利办结。案件尚未开庭，或许就有政法机关打招呼，或者律协要求“讲政治”。“配合”的结果是，当地律师要么不接受委托，要么接受委托后不敢多说，不往深处说，更不能戳到司法机关痛处。这种案件的庭审及法庭辩论难免有作秀嫌疑。有律师断言，越是重大案件，越是走过场，律师要是昧着良心与司法机关搞“配合”，其工作量比其他什么案件都有来得小。几十个被告人、涉及一二十个罪名，区区几天时间完成庭审了，这不是走过场又是什么？换成在中国，辛普森杀妻案花一天时间庭审已经算很长了，哪容得了律师们提出那么多程序问题？

外来和尚会念经，敢念经。家属不远万里委托外地的律师，但当地有关部门也有应对之招。各种坏招、烂招，能用的都用上，司法机关不好出面的，不是有被害人家属吗？他们激动之余，会围攻律师的，到那时，警察们可能会很温和地执法。总之，目的只有一个，被告人该坐牢的就坐牢去，律师反正收足人家的钱了，该“配合”司法机关的，还是应该“配合”，“讲政治”嘛。

中院将省高院发回重审的案子交给区法院审理，自己则成了二审终审法院，这不是贵阳中院的发明。当年，佘祥林案件不也这样，省高院多次发回重审的案件，最终消化在当地中院，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交由京山县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连上诉到省高院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公众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这么做符合法律规定”。

不允许质疑、不允许被告人和律师依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使些小手段让中院成为终审法院，恰恰反映了当地司法部门对自己承办的案件不自信、没把握，经不起推敲。

几年前，有人指责说“律师不如驴屎”。而近些年来，律师权利一再被侵犯，被剥夺，也似乎验证了这一观点。律师如泥菩萨过河，还指望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听起来近乎讽刺。

律师的执业环境和生存状况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一面镜子。从律师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法庭上被驱逐的是律师，但实际上，被放逐的却是法治。

（邓盛友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