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古今中外的社会痼疾

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以职谋利的腐败行为，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呈周期性地随政治的相对清明而收敛，又随法治的松弛而泛滥。明代的反腐败手段发展到极致：把贪官处死后剥皮实草悬于公堂，以儆来者，但仍不时有贪官污吏重蹈覆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腐败在总体上得到有效控制，但也偶尔暴出重大的腐败丑闻。而众多欠发达国家，人民仍在严峻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泥潭中苦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反腐败不可谓重视，但因腐败的顽强的社会性，长期的反腐败拉锯战逶迤至今，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其实际程度比任何一个单独的视角所直接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二、腐败，滋生于现实社会的沃土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使人无法彻底摆脱兽性，而只能克服得或多或少。人的自私、贪欲本能是腐败的内在动力。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健全、合理、科学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尚处于初始状态，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历经蜿蜒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这是腐败发生的外部条件。

在官方，对权力的制衡努力总被其自我膨胀的张力突破。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机构和人员往往并不是被监督者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不是其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因而对冲破阻力整治腐败缺乏切肤之痛的热情，出现了不少反腐败中的腐败。

在民间，普通民众尚不具备与腐败相抗衡的经济实力。作为个体，以一定的成本通过反腐败来达到预期的目的，往往比通过顺应腐败的方式谋求相同的目的代价大得多。多数人奉行“只能我去适应社会，不可能叫社会来适应我”的信条，造成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总有一定的同盟者和利益共同体，彼此依存。

全社会上下虽然人人在理性上厌恶腐败，但具体而言，大多数人反对的仅仅是给自己造成损害的腐败，却容忍甚至维护给自己带来利益的腐败。腐败的处事规则已为很多人广泛接受：想升迁吗？找关系！打官司吗？找关系！要获得某一项优惠、某一种奖励、某些方便吗？找关系！令人堪忧的是，相当多的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的党政官员、执法人员、反腐败人员也接受了这个规则。故而，整个社会在舆论上反腐败的声势很高，行为上反腐败却力度不足。

三、腐败，社会机体健康的大敌

腐败的危害主要的不在于行为人攫取了多少不义之财，而在于它对公正、公平理念的反动。腐败在经济领域作祟，市场竞争的无序就会使诚实经营者无力招架；腐败在用人体系中肆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斧就会长鸣不衰，对人才的劣胜优汰就不会成为个别现象；腐败进入司法机关，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冤屈就随处可见；腐败延伸到科技文化教育圣地，就阻碍人们追求卓越、创造精品，而培育猥琐和低劣。由于腐败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损耗，使公正、廉洁、守法的公职人员无法获得应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又由于腐败扭曲了正常的行事规则，人们通过正当途径求生存谋发展遇到困难，造成许多人因信念危机加入了腐败的行列。

四、重奖，反腐败的利剑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我国在近期内根治腐败的条件尚不具备，只能把目标定位于：已公之于众的腐败案件能得到依法处理，把隐蔽的腐败控制在社会公众能够容忍的限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一步必须调整反腐败的利益格局，把激励机制引入反腐败斗争。

实践中反腐败斗争的困难直接来自两方面：一是知情人的隐瞒不报，二是办案人员的消极敷衍。

重奖，就是针对此种情况，对举报人给予足以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奖赏，对勤勉的办案人员予可观的奖励。实际上这是刑侦案件悬赏制度的延伸。

腐败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总有一定数量的知情人。知情人之所以不愿举报，究其原因不外乎：①自身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②受过腐败者的恩惠；③腐败者的倒台对其个人不利；④担心举报后受恶势力的打击报复；⑤认为事不关己，不愿为之费心劳神。对于前三项，如果制度上能做到对举报人奖赏的金额大于其担心失去的利益；对后二项，如果奖赏作为举报人的风险补偿，其金额足以成为举报人在可能出现的逆境中的经济保障，那么，这种利益结构就足以瓦解腐败阵营，形成知情者或同盟者从背后对腐败分子挥戈一击的机制，并与其他反腐败手段配合，使腐败分子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其威慑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个案成败的关键还是办案人员。由于很多公职人员都有一些灰色或黑色收入，现实中秉公办案的反腐败人员往往成为最穷的一族，办案中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制肘，还有难以躲避的说情风。因为他们自己的前途、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就业等，也可能日后还有求于人，因此，对各种羁绊作出绝决的排除，个人就要承担一定预期的牺牲；同时，他们本人也可能面对腐败分子的各种诱惑。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奋不顾身地严格执法，最有说服力的也是不斐的经济奖励。

五、重奖制度的构架

奖金的来源是重奖制度能否推行的关键。鉴于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可以考虑把贿赂、贪污等经济犯罪案件没收的赃款划出作为反腐败奖励基金；还可以接受社会各界向反腐败基金会的赞助，在县级以上财政机关设专户进行管理，分三分之二作为举报人奖赏基金，三分之一作为办案人员奖励基金。奖金总额根据案件数额依照下列比例确定：5000元以下按100%确定奖金，5000元以上每增加5000元比例递减10%，最低比例为10%。奖金分配方案由办案单位按个案情况制定，报同级政府审批后从基金中列支。

至于重奖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可制定相应的辅助制度加以限制，以保证激励机制积极作用的发挥。

作者单位：福建朗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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