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系蒋某儿媳，婆婆早年去世，从1979年9月与丈夫结婚时就与公公蒋某生活在一起。1981年公公蒋某查出膀胱癌，公公的衣物包括手术后所挎的尿袋及内裤几乎全由刘某一个人洗涮，丈夫早在2004年也因患癌症去世，刘某仍然像以前一样照顾公公，直到老人97周岁时安详去世，在照顾公公的这30多年里，儿媳刘某坚持天天为蒋某读报、聊天、陪老人看电视剧，给老人泡脚、擦背、每次老人大便完，还要为他擦屁股，为了让老人整洁，过不长时间还要为老人擦洗全身。作为弘扬社会美德的典型，刘某被所在地区评为2010年十佳公德人物，并以《平凡女性 非凡孝行》和《这样的先进我们感到亲切》进行了报道。

由于儿媳细致入微的照顾，蒋某多次在公开场合对邻居及儿媳表示，要儿媳对其养老送终，与儿媳共同拥有的自己占三分之一份额的房产由儿媳刘某继承。考虑到儿媳也逐渐步入晚年，公公与儿媳商量直接将该财产由孙子（儿媳刘某的儿子）继承。2009年12月11日蒋某手书遗嘱将属于自己的房产由孙子继承。可老人去世不久，其他5个子女却拿出了书写日期在后另外一份遗嘱，内容为蒋某名下所有的财产均有这五个子女继承，并将刘某的儿子（蒋某的孙子）告上法庭，请求继承蒋某的遗产。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一事件在该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周围邻居纷纷为刘某鸣不平，有50多户居民联名上书法院，要求法院维护几十年如一日孝敬公公的好儿媳应得的利益。

笔者以为，老人其他5个子女向法院提供的遗嘱，虽然书写日期晚于写给孙子的遗嘱，从形式看应有这5个子女继承。但法律规则并不能包涵现实社会发生的所有实际情况，对于特殊情况，如果机械套用法律规则将导致极大程度的违背公序良俗时，则不能再适用该法律规则，而要以尊重社会公德为标准。《民法通则》第7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老人书写给孙子的遗嘱虽然日期在前，却应当以这份遗嘱为准。

本案蒋某书写由其孙子继承财产的遗嘱，是因为身患绝症的公公得到儿媳几十年的很好照顾，决定自己的财产由儿媳继承，儿媳又与老人协商自愿把继承权转移给儿子。拨开层层迷雾，本案的实质就是儿媳伺候老人应当继承其财产的问题。如果仅从形式上书面遗嘱的日期确定其效力，按蒋某其他子女所提供的遗嘱继承，刘某作为儿媳含辛茹苦伺候身患癌症的公公近30载，使老人近百岁时安详离世，分文得不到继承利益的话，忽略了孝敬老人的内在本质，实质上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德，背离了继承法的立法本意。

同时笔者注意到，日期在后的遗嘱，书写日期距老人逝世时仅三四个月，近百岁老人此时的思维水平是否达到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值得怀疑。据周围邻居多人证实，老人此时已经处于“糊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老人此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被法院认定的话，写给其他5个子女的遗嘱也应为无效遗嘱。

法律的目的就是去伪存真，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使尊老爱幼的社会美德得到维护、传承并发扬光大。儿媳的孝行应当得到社会的肯定，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利益。如果教条适用法律规则，而不是遵循法律的立法本意，使伺候老人并为老人养老送终之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并被社会推广和效仿的话，那将是一个老无所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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